恶备书，所以示劝惩也。故孔子修《春秋》，于乱臣贼子之事，无不具载李塨（1659—1733）清思想家。字刚主，号恕谷，保定，而楚之史名《梼杌》，皆以戒夫为恶者，使知所惧而不敢肆焉。后世作史者，有酷吏、佞幸、奸臣、叛逆之传，良有以也。元之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是盖当时史臣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之尔。然奸巧之徒，挟其才术，以取富贵、窃威福，始则毒民误国而终至于殒身亡家者，其行事之概，亦或散见于实录编年之中，犹有《春秋》之意存焉。谨撮其尤彰著者，汇次而书之，作《奸臣传》，以为世鉴。而叛逆之臣，亦各以类附见云。
阿合马，回回人也。不知其所由进。世祖中统三年，始命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以财赋之任委之。阿合马奏降条画，宣谕各路运司。明年，以河南钧、徐等州俱有铁冶，请给授宣牌，以兴鼓铸之利。世祖升开平府为上都，又以阿合马同知开平府事，领左右部如故。阿合马奏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领已括户三千，兴煽铁冶，岁输铁一百三万七千斤，就铸农器二十万事，易粟输官者凡四万石。
至元元年正月，阿合马言：“太原民煮小盐，越境贩卖，民贪其价廉，竞买食之，解盐以故不售，岁入课银止七千五百两。请自今岁增五千两，无问僧道军匠等户，钧出其赋，其民间通用小盐从便。”是年秋八月，罢领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超拜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进阶荣禄大夫。三年正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又以平章政事兼领使职。久之，制国用使司奏：“以东京岁课布疏恶不堪用者，就以市羊于彼。真定、顺天金银不中程者，宜改铸。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然，请遣官采取。”又言：“国家费用浩繁，今岁自车驾至都，已支钞四千锭，恐来岁度支不足，宜量节经用。”十一月，制国用使司奏：“桓州峪所采银矿，已十六万斤，百斤可得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鬻锡以给之。”悉从其请。
七年正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又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成效自负，众咸称其能。世祖急于富国，试以行事，颇有成绩。又见其与丞相纟泉真、史天泽等争辨，屡有以诎之，由是奇其才，授以政柄，言无不从，而不知其专愎益甚矣。丞相安童含容久之，言于世祖曰：“臣近言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宜各循常制奏事，其大者从臣等议定奏闻，已有旨俞允。今尚书省一切以闻，似违前奏。”世祖曰：“汝所言是。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宜如卿所言。”又言：“阿合马所用部官，左丞许衡以为多非其人，然已得旨咨请宣付，如不与，恐异日有辞。宜试其能否，久当自见。”世祖然之。五月，尚书省奏括天下户口，既而御史台言，所在捕蝗，百姓劳扰，括户事宜少缓。遂止。
初立尚书省时，有旨：“凡铨选各官，吏部拟定资品，呈尚书省，由尚书咨中书闻奏。”至是，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不咨中书。丞相安童以为言，世祖令问阿合马。阿合马言：“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安童因请：“自今唯重刑及迁上路总管，始属之臣，余事并付阿合马，庶事体明白。”世祖俱从之。八年三月，尚书省再以阅实户口事，奏条画诏谕天下。是岁，奏增太原盐课，以千锭为常额，仍令本路兼领。九年，并尚书省入中书省，又以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明年，又以其子忽辛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右丞相安童见阿合马擅权日甚，欲救其弊，乃奏大都路总管以次多不称职，乞选人代之。寻又奏：“阿合马、张惠，挟宰相权，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厚毒黎民，困无所诉。”阿合马曰：“谁为此言？臣等当与廷辩。”安童进曰：“省左司都事周祥，中木取利，罪状明白。”世祖曰：“若此者，征毕当显黜之。”既而枢密院奏以忽辛同佥枢密院事，世祖不允曰：“彼贾胡事犹不知，况可责以机务耶！”
十二年，伯颜帅师伐宋，既渡江，捷报日至。世祖命阿合马与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议行盐、钞法于江南，及贸易药材事。阿合马奏：“枢云：‘江南交会不行，必致小民失所。’公履云：‘伯颜已尝榜谕交会不换，今亟行之，失信于民。’文谦谓‘可行与否，当询伯颜’。汉归及诚皆言：‘以中统钞易其交会，保难之有。’”世祖曰：“枢与公履，不识事机。朕尝以此问陈岩，岩亦以宋交会速宜更换。今议已定，当依汝言行之。”又奏：“北盐药材，枢与公履皆言可使百姓从便贩鬻。臣等以为此事若小民为之，恐紊乱不一。拟于南京、卫辉等路，籍括药材，蔡州发盐十二万斤，禁诸人私相贸易。”世祖曰：“善，其行之。”
十二年，阿合马又言：“比因军兴之后，减免编民征税，又罢转运司官，令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程，以致国用不足。臣以为莫若验户数多寡，远以就近，立都转运司，量增旧额，选廉干官分理其事。应公私铁鼓铸，官为局卖，仍禁诸人毋私造铜器。如此，则民力不屈，而国用充矣。”乃奏立诸路转运司，以亦必烈金、札马剌丁、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