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能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
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
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
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
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Θ芗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朔庭，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
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