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宝正六年，重光单于阏岁（按《尔雅》是幸卯岁），始悟武肃本以宝正七年壬辰薨，实后唐长兴三年。光业以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厥后忠懿讳言改元事，乃磨去宝正，易以长兴，一时涂饰耳目，不暇计其事迹之不合耳。”余始见钱说，亦几是之。而山阴杜丙杰重刻《会稽掇英集》，末附札记，引钱说而非之。谓：“如钱说，则宝正上宜无唐字，其后磨改必于两格中叠书三字，痕迹较显，施宿等目睹石刻，不应绝不致疑也。”余谓杜说非也，此碑既不可见，焉知原本不作粤以宝正之七载，后磨“宝正之”三字，易“唐长兴”岂必两格叠三字耶？其说不中肯綮。后余重绎碑文，乃知钱说之妄，而杜说亦击之而未中也。按碑文“弃捐宫馆”下即云：“以是岁，明宗皇帝降，太常博士段禺定谥，议曰：”武肃‘。
诏尚书工部侍郎杨凝式，撰神道碑文，宣翰林待诏张季恭至吴越，书于刊石。后二年，岁在敦（按，《尔雅》是午岁，盖甲午也）。天下兵马元帅、嗣吴越王，建庙貌于始封之越国。“夫既大书明宗皇帝，历历纪其恩数。又称其主为嗣王，称其国为始封，所以尊朝廷者如此，而文首第一句竟敢书其私改之元，不曰长兴而曰宝正，有是理耶？竹汀遽武断之曰：”国相制碑，必称宝正，不称长兴无疑。“
何愦愦耶！况既可磨改宝正作长兴，又何难改七为三？碑首一句之中，见上半即不见下半，乖舛甚显。不暇计及，亦岂有是理耶？又况果有磨改，则施宿亲见此碑，何为致疑不决如嘉泰志云云耶？然则何也？曰：此一言可定者。碑文实作长兴三载壬辰，写碑者误作七载壬辰，未及检点，遂以付刻。凡写碑笔误，碑版中恒事。不知施宿以来，何尽纷纷如此？其不误他字，而适误七字者，则是岁方为其国中宝正之七年，盖其国中他件颁发文字，皆是宝正七年壬辰，光业以国相制碑，推崇朝廷，不敢不奉正朔。而写碑者，则以习见七年壬辰，因之致混，遂误于落笔耳。此事极细小，余以古人哓哓而不得其解，故为正之如此。
韩魏公四代祖葬赵州，五代祖葬博野。魏公既贵，始物色得之。而疑信相半，乃命仪公祭，而开圹各得铭志，然后翕然取信，重加封植，而严奉之。事见《魏公集》及费补之衮《梁溪漫志》。补之引此谓志铭之有益。愚按事出大贤，然而不可法也。与其开圹，不如存疑。况久失之墓，而可物色得之，当时必有所据。
何妨封植而严奉之，岂忍开先祖久远之圹，以坚孙曾一时之信乎？吾于是而益叹安志石于墓上之为妙法也。
袁翁苇堤万经者，吾月楼同年世恒之父也。世居东钱湖大堰塘。尝以远祖正献公燮墓，县志云在穆公岭，而子孙不知其所。家距岭不甚远，屡率月楼寻觅之。
碑版全无，竟不可得。于是设正献位虔祭而哀祝之，以期必获。明日，小憩岭中，以菸干叩泥地上，似击石声。煌潦又，则古之拦墓横石也（俗呼此石为拦土），急起而洗涤之，正正献墓前石之倾埋于土中者。详记墓之基址，且云此处去墓几丈几尺，墓中有男乔所撰圹志，墓上有杨公简所撰墓志。父子大喜，按其丈尺掘之，见砖结小桥，发之得慈湖墓志，遂录其文而还置之，结砖如旧而封之。遍告城南及慈溪、镇海诸袁之同祖者，使共修岁事，因是而叹古人作事精详不苟如此！
先是慈湖撰正献墓志，但见真西山撰正献行状中语及之，而其文不见于慈湖遗书，亦未录于袁氏家乘。至是而杨文亦显。
宋人往往一墓两志，既有墓志，又有圹志。圹志多子孙所作，墓志多出自名人。始吾疑之。以为圹志既在穴中，而复置墓志。一穴宽广曾有几何？可容此重叠耶？一志已足，两之又安需耶？岂圹志固置穴中，而墓志不过求名手撰著，为传世计，不置于墓耶？后闻袁氏修正献公墓，墓上得杨慈湖所作墓志，而后知圹志在穴中，墓志则在椁上，又结砖如桥以覆之，而后封土者也。按此法甚善，盖年久之墓，夷为平地。误掘者必自上而下，一见墓志，即知古墓，可无开圹之患矣。
张樗寮即之《逸老堂碑》朔误写癸，即于癸上改写朔字。而刻者乃以两字重叠，并刻之。余疑当书丹时，既己误写，何难洗去重写，而乃怪诞如此？盖误字始不及检，刻成始觉，不得已乃于已刻字上改写，而使工人复刻之耳。然煌煌碑板，有如草{高禾}，殊不雅观。不如注碑末云，某句某字误写作某。
古例，志墓但书卒年月日，而无生年月日。此古人重忌日之意。后惟大作家犹守此法耳。温公《书仪》载，志石刻文式，但有某年月日终，某年月日葬。至《朱子家礼》始云某年月日生。然则，此法坏于南宋也。
《墓铭举例》云：“陈嫌惺汤勺薰埋铭，同朱文公女已埋铭例。”按此语颇可笑。陈忠肃公，北宋人也。而能下同于南宋人朱文公之例也乎？况一有铭无序，一有序无铭。其同者何例也？《举例》又一条云：“朱子有女，已埋铭无序，同韩文胡君铭例，题书埋铭，又一例也。”云云。然则其所云陈朱同例者，不过是埋铭二字同耳。而即论埋铭二字，实陈创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