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秘录、高有恭行营随笔、赵士先毳幕闲谈、阿懒大金武功记、李东贤辛斋随笔，以及无名氏雏凤清声、宋遗民愤谈和屯翁日录共九种私人著述中辑录而来。这些辑录，除个别是编者杂采以上诸书，我们已很难辨别某究竟出自某书外，其它皆每条单引一书，并都注明了出处，具有很高的数据价值。本书起天会四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即金军攻陷汴京之日，迄次年四月一日宋二帝北迁，比较详细的记载了金军兵临城下，逼迫宋帝投降的整个过程。
在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中，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叫阿懒。考金史纪传，共记有三人叫阿懒，其中除海陵昭妃时序不合可排除外，另两人，一为宗翰即粘罕弟，汉名完颜宗宪；一为邓王完颜]子，又叫阿楞。然阿楞未曾参加这次对宋之战，无由记其武功。惟粘罕弟完颜宗宪，金史卷七０本传说：
宗宪本名阿懒。颁行女直字书，年十六，选入学。太宗幸学，宗宪与诸生俱谒，宗宪进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诵所习，语音清亮，善应对。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帅宗翰弟也。」上嗟赏久之。兼通契丹、汉字。未冠，从宗翰伐宋，汴京破，众人争趋府库取财物，宗宪独载图书以归。朝廷议制度礼乐，往往因仍辽旧，宗宪曰：「方今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思甚与我合。」由是器重之……
录汇所引大金武功记亦云：天会五年三月「初四日，阿懒监押书籍、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完全与本传的记载相吻合。这不仅可以坐实大金武功记的作者就是完颜宗宪，而且还可以推定，其所记皆为亲身所经历，又加之他是征宋首领之一的粘罕弟，身分特殊，故其书中多有不见于它书的「内幕」，如上文提及的「诡立宋帝后帜，觇康王动静」，就属此类。特别是武功记的某些记载，与宋人所记不尽相同，甚至相反，则更足资考证。如武功记于天会五年三月十二日记云：「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摧其将宗泽、权邦彦车阵……」对于此事，宋史高宗纪不载，宗泽传亦无，靖康要录、靖康纪闻皆不记其事。惟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记云：「是日，兵马副元帅宗泽与金人战于韦城县……人人争奋，敌大败，众首千级，遂得韦城县。敌欲夜袭泽，泽知之，日暮，移军南华。敌果夜至，得空壁，大惊，自是不复出……」与阿懒所记正南辕北辙，格格不入。然考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五所引赵`之遗史，又可证阿懒所记确有其事，遗史云：
初，刘浩在相州得战车法，创造五两，试之不可运。业已造成，浩谓磁州宗泽好作为，轻听信，乃告假往磁，以战车绐曰……泽喜……壬寅(按即十二日)，领兵推战车追袭，欲径入京城下解围。至卫南之北，逢金人伏兵，接战，金人佯败，向东趋南华县。泽追至南华，遇金人，两头掩击，官军大败。战车大而难运，推驾者苦之，一旦仓卒，皆委而去。泽变易衣服，随败兵队中，夜奔走得脱……
值得注意的是，李心传在我们前引的那段记载之后，亦曾引汪伯彦中兴日历和耿延禧中兴记作「考异」，汪、耿二着竟与赵`之遗史所记完全吻合。虽然，李心传亦承认有所谓战车之事，但他终以为，「伯彦、延禧与泽议论不同，词多毁泽……恐未足信」，不予采录。这种情况充分说明，一般看来，宋、金双方的史着都难免有偏颇，但两相结合，则大大有助于考清史实。因此，金人这些史着，尽管只存片断，但其价值仍是显而易见的。
录汇所引其它几种史着，情况和大金武功记大抵相同。如刘同寿圣院札记，作者事迹虽不可考，但寿圣院是金军在青城关押徽宗及帝姬、妃嫔之处，其时作者必预事其中，故所记亦堪称独步。如天会五年二月「初九、初十，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独一妇不从，札记有此妇和二太子宗望(即斡离不)的下列对话：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有手敕，皇帝有手约，准犒军金。」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今既失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汝家徒取？」
妇语塞气恧……
这些话，如不是作者当时在场，是不可能作出如此有声有色的纪录的。须知出卖帝姬、嫔妃等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确有其事。录汇在此事之前，也就是天会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引青城秘录和行营随笔已记载了这一事实，即钦宗手押同意：「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同时，这一肮脏交易又明文写入了开封府状，足证上述对话绝非虚构，也足证录汇的确保存了不少它书罕见的史料。
需要说明，录汇所辑录的九种史着，皆早已亡佚，仅赖此书的征引，才保存了部份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