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议和约，于鸦片一节，特加重正税半税，而由英人输纳子口税饷以免厘金，英廷尚恐以税饷之重，于鸦片贸易或有窒碍，其销不能畅旺，必令印度商局为之斟酌尽善。夫欲渐禁鸦片只有两端，极贱则尽人可吸，极贵则惟有财者陷溺其中耳。今于烟税之小者，犹必斤斤焉致虑，然则所谓欲禁者只有其名耳。此不能禁者五也。英人特虑贩卖鸦片之名非善，以为我不议禁，他国必有倡是说者，与其出之他人，毋宁发之自我，而并可藉以杜其口。又传教之士其至中土者，往往劝人勿吸鸦片，吸烟者必谓鸦片贩自英人，然后我始得而食之，今不能劝己国之人不售，而徒劝我人之不吸，抑末也。传教人无以应也。故特创此禁烟会，欲藉以一伸其说。不知会中所言，穷年莫殚，累世莫究，志同愚公之移山，心似鲁阳之挥日，于必不可成者，以冀幸于万一而已。其幸而成则归之于人，其不幸而不成则诿之于天，而非上院之爵绅、印度之富商曾措意于此也。此不能禁者六也。或曰，英国于国家大事，多民为主而非君为主，苟民皆欲禁，君亦不能强民以不禁。顾此所谓禁者，非出自通国之民心，不过曾至中土之教士与下院一二|绅倡行此说耳，原冀天心之悔祸，庶获人心之转机。然则言者自言，贩者自贩，譬如秋风之吹马耳。其不能禁者七也。况乎英人在今日尚注意于云南，马嘉利既殒身于前，而继往者复接踵于后，其自印度而缅甸，缅甸而云南，虽屡经蹉跌，而志意不回。其通云南固为贸易事宜，而鸦片为尤重。云南所出白土，虽经贩运各省，而究不如印度大土之香味独绝，中国之人尤视为珍品。印度既通云南，建筑铁路而兴轮车之利，则鸦片转输，其来尤速，其价益贬，当与云南土等，则吸者自必舍彼取此，而云南之种烟自此必稀。此英人争利之心，肺肝如见，不然，何为是仆仆哉？而谓禁烟之说易行乎？此不能禁者八也。吾请一言以蔽之曰，中国而苟欲禁烟，则其权当操之于我。严新吸，宽旧染，官犯则黜之，兵犯则汰之，士子则不准与试，另编烟籍，自新者除其名。雷厉风驰，上行下效，勿法立而弊生，勿始勤而终怠，勿视作具文，使胥吏扰民而饱其囊橐，务以实心行实政。将见三十年之后，印度之烟必不禁而自绝矣，而何必徒望之于英国也。
英待中国意见不同
我朝自与英国结约通商以来，几将四十年矣，交际愈深，贸易愈旺，埠日增日广，沿海各省几无不遍，而又复自海以达于长江，一若英在今日与中国通商之局，能进而不能退，几为强弱盛衰之所系。英国有识之士，时于无事之秋，盛集之际，各相讨论，而各人意见不同，有欲强中国以收助于指臂者，有欲弱中国以自炫其威权者。往者我朝特简美国人蒲晏臣为公使，出使各邦，特欲结好美洲以为己助，美亦许置中国于万国公法中。英、美两国人心，其在中国则外和而内忌，其在泰西则每相背而驰，英于中国惟恐美人从而间之。蒲公使衔命出使之本旨，一曰固邦交，一曰去势力。因英人前后所立之约，无非以势胁而力取者也。于是英人各有议论是事者，有以为我国通商中土岂欲徒恃势力哉？有时商人为土人所逼，不得不用兵保护，若华官以后能力庇西商，岂不甚善？总之，有事宜归两国朝廷秉中裁断，则衅自无从起矣。今欲永与中国和好，莫如收各处领事额外之权，而重改天津之约，一秉至公。今美与中国情浃意孚，一切以公法行事，则我亦不得不以公法待中国，今领事在中国，遇事不交华官办理，而辄调用炮船，此公法所未有也。前任公使阿利国曾有此意，谓中外交涉之事，宜归中国地方官，如不能办则归总理衙门，至传教人入内地，本非和约所许，我惟求中朝事权归一，上以整顿官吏，下以约束人民。我与中国贸易，岁入金钱四十兆镑，若动恃兵力，适以激怨人心，而为害于贸易。即如我求入内地，各国亦尤而效之，苟一许而众不许，何以昭示画一？如此则中朝将国不可以为国，甚非所以睦邻辑远之道也。至于电气通标、轮车铁路，中国尚未知其用，无庸强其所不为，俟之他日天子亲政之时未为晚也。此一说也。有以为中国素来自大，轻远人而外欧洲，此时特以势力不敌，故隐忍以相安耳。如我助中国以治天下，一切悉循万国公法而行，则必曰，彼非亲我，特畏我耳。将不视我为友邦，而几同于属国矣，若我于中国有所请，必不见许，故我必以势力行之，然后贸易轮船可至内河，筑铁路，开煤矿，尚机器，以遍通于各处，诚如是也，中国方有振兴之机。夫使中国而自为政也，可以盗贼永除，官吏有信，开诚布公，保卫西商，有事立行办理，无堕因循，则我国亦何难惟命是听，然我知中国必不能致此也。若如甲言，则我自削其利权，诚不如扬帆而归耳。我国商人、教士时为土人所逼杀，华官何尝能尽心力，彻底办理？不过旷日费时，模糊了事而已，而中朝亦无权使各官之秉洁怀清，奉公守法也。故请命于朝廷，不如我用我炮舶之为速也。美国通商中土，或进或退，自当与欧洲一体，即其公使驻京，我见中朝之所以待之者，初无所异，美亦何能离英而独树一帜哉？是固毋庸深虑也。此又一说也。顾观甲、乙之论，其所重似不止为贸易起见。吾谓英国在今日要当强中国以自辅。中国既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