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u，安步也。而妄去之，岂非不学之故？”
陈无淮，无荆、襄，无蜀，而立国三十二年，江左犹有人也。
魏节闵帝阳避祸，至于八年。终身为范粲可也，“天何言哉”之言，一出诸口，遂以不免。程子曰：“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
“宁为袁粲死，不作褚渊生”，宋石头城之谣也。“宁为王凌死，不为贾充生”，宋沈攸之之言也。“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陈鲁广达之留名也。“与其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死”，秦郭质之移檄也。“与其屈辱而生，不若守节而死”，燕贾坚之固守也。“宁为南鬼，不为北臣”，则有齐新野之刘思忌。“宁为赵鬼，不为贼臣”，则有赵仇池之田崧。“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则有魏樊城之庞德。“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则有晋河南之辛恭靖。之人也，英风劲气，如严霜烈日，千载如生。其视叛臣要利者，犹犬彘也。
韦孝宽知兵而不知义。尉迟迥之讨杨坚，所以存周也。孝宽受周厚恩，乃党坚而灭迥。坚之篡也，孝宽实成之，难以逭春秋之诛矣。
杨坚以后父篡国，亦一莽也。“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坚之谓矣。莽、坚之女，皆节妇也，为其父者，亦少愧哉
！颜见远死节于萧齐，其孙之仪尽忠于宇文周，常山、平原之节义，有自来矣。
卷十四 考史
唐府兵之数，《兵志》云：“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二百六十一。”《百官志》：凡六百三十三。陆贽云：“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杜牧云：“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旧志》、《六典》云：“天下之府五百九十四。”《会要》云：“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又置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二。”《通典》云：“五百七十四。”《理道要诀》云：“五百九十三。”《邺侯家传》云：“诸道共六百三十府。”今以《地理志》考之，十道共有府五百六十六，关内二百七十三，馀九道二百九十三。参以《志》、《传》，差互不齐。神宗问：“何处言府兵最备？”王文公对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然府数与诸书亦不同。
了斋云：“颜回配飨先圣，其初但为立像，至开元中，始与十哲合为一座。”按《唐志》开元八年，诏十哲为坐像。《集古录》李阳冰《缙云孔子庙记》云：“换夫子之容貌，增侍立者九人。”盖独颜回配坐而闵损等九人为立像。阳冰修庙，在肃宗上元二年，其不用开元之诏，何也？
《魏征传》帝谓群臣曰：“此征劝我行仁义既效矣。”《新史》润色之语也。《贞观政要》云：“太宗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唯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已来，常为中国偷校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新史》于《Y宾传》又云：“惟魏征劝我修文德，安中夏。”以《通鉴》考之，与《政要》所载同一事。或谓太宗以既效自满，非也。
郑毅夫谓：唐太宗功业雄卓，然所为文章，纤靡浮丽，嫣然妇人小儿嘻笑之声，不与其功业称。甚矣，淫辞之溺人也。神宗圣训亦云：“唐太宗英主，乃学庾信为文。”《温泉铭》、《小山赋》之类可见。
《新史》论张公谨之抵龟，曰：“投机之会，间不容u。”郑伯克段于鄢，《春秋》所以纪人伦之大变也。曾是以为投机乎？晋栾书将弑厉公，召士、韩厥二人，皆辞。太宗临湖之变，问李靖、李薅人，皆辞。靖、尴陀诠谨远矣。
唐太宗《赠尧君素蒲州刺史诏》曰：“虽桀犬吠尧，乖倒戈之志，而疾风劲草，表岁寒之心。”我艺祖《赠韩通中书令制》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徇至公；临难不苟，人臣所以明大节。”大哉王言！表忠义以厉臣节，英主之识远矣。欧阳公《五代史》，不为韩通立传，刘原父讥之曰：“如此是第二等文字。”通附传在《建隆实录》。齐武帝使沈约撰《宋书》，疑立《袁粲传》。审之于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惜乎，欧阳子念不及此。
贤臣久于位，则其道行，房乔以之成贞观之治。奸臣久于位，则其欲肆，林甫以之成天宝之乱。
《唐史发潜》谓：武氏之起，袁天纲言其贵不可言，李淳风云：“当有女主王天下，已在宫中。”此必武氏僭窃之后，奸佞之徒神其事，言天之所启，非由人事也。愚谓：《左氏》载陈敬仲、毕万之筮，太史公载赵简子之梦，皆此类。
佩鱼始于唐永徽二年，以李为鲤也。武后天授元年，改佩龟，以玄武为龟也。
治平末年，始鬻度牒。考之《唐史》，肃宗时，裴冕建言度僧道士，收赀济军兴。此鬻牒之始也。
钟绍京为宰相，而称义男于杨思灾父。史不载也，而石刻传于后世，人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