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忠宣得其德量，中子右丞纯礼彝叟得其文学，德孺得其将略也，边人至今畏服焉。
宪衔起于唐中叶以后，《职官志》记其所因甚略，云：“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按《李光弼传》：“王承业为河东节度使，政弛谬，侍御史崔众主兵太原，每狎侮承业，光弼素不平。及是诏众以兵付光弼，众素狂易，见光弼长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然则当天宝时，诸道参佐固已有御史之名，不得云至德后矣。予尝考之开元中，宇文融由监察御史陈便宜，请校天下户籍，收匿户羡田佐用度。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钩校帐符，得为勋亡丁甚众，擢兵部员外兼侍御史，融乃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为劝农判官假御史，分按州县，疑此为宪衔之始。盖自后凡以他官被委任欲重其事者，咸假以御史之名，又因以赏功，自方镇及宾佐幕职，下逮卒伍之长，莫不领中丞、大夫御史之名，名器之滥莫甚于此。本朝初尚因之，故至今中丞犹有“端公”之称，盖谓是也。元丰官制行，悉罢，然封拜蕃夷君长至今犹然。
湖州铜官庙偶像衣冠甚古，其妇人皆如世所藏周鸹人物，盖唐人之遗迹也。翟公巽尤爱之，暇日多至庙中观焉，往往徘徊终日。又尝作大铜香炉施毗陵天宁寺塔下，铭其上曰：“公巽父作炉燎薰觉皇。”
韩忠宪公平日常语子弟曰：“进取在于止足，宠禄不可过溢，年若至六十可以退身谢事，归守父母坟墓，则是忠孝两全矣。”及公薨，其子康公服既阕，将造朝，自誓于墓前曰：“仕宦至六十决当乞归田里，洒扫坟垅，期于不坠先训。及熙宁中，以观文殿学士守南阳，年五十九矣，遽欲谢事，又以自来大臣引年往往不即赐可，徒奏牍累上旋复视事，故先手疏具述遗诫及誓于墓之事于上，且曰：“昔晋王羲之为会稽太守，去郡不仕，亦尝自誓于父母墓前，朝廷以其誓苦，不复召之。臣今志愿虽与羲之颇殊，然誓于先臣墓前无异矣。东晋固不足以比隆圣时，所以保全臣下一节，斯亦可尚臣区区之志，中外士大夫多有知者，即非臣今日轻有去就，妄干退闲也。”然章屡上，终不允，迄不得如其志。及元坛酰方致仕，时年七十五矣，故士大夫以退为难。
官制行后，凡大礼犹准唐故事，置五使：大礼使则首相为之，礼仪使则礼部尚书为之，仪仗使则兵部尚书为之，卤簿使则御史中丞为之，桥道顿递使则京尹为之。惟顿递司例造酒分饷近臣，京师称顿递司酒为最美。徽宗朝五使皆用执政次第为之，大观元年明堂大礼，先公以尚书右丞为桥道顿递使。
宣徽使本唐宦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琐细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亚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资望比北院尤优，然其职犹多因唐之旧。赐群臣新火，及诸司使至崇班内侍供奉诸司工匠兵卒名籍，及三班以下迁补假故鞫劾春秋，及圣节大宴节度、迎授恩命、上元张灯、四时祠祭、契丹朝贡内庭、学士赴上督其供帐、内外进奉名物、教坊伶人岁给衣带、郊御殿朝谒圣容、赐蟾国忌、诸司使下别籍分产、诸司工匠休假之类，武臣多以节度使或两使留后为之，又或兼枢密。文臣则前二府，及侍从之官高久次有勋劳者方得之，其居藩府则称“判”，其重如此。元丰官制行，罢宣徽使不置，时为之者二人：张文定公与王君贶也。特命领使如旧，其后君贶自请依执政置坟寺，诏特依，后毋为例。
陈无己尝以熙宁元丰间事为编年书，既成，藏之庞庄敏家。无己之母，庞氏也。绍圣中，庞氏子有惧或为己累者，窃其书焚之，世无别本，无己终身以为恨焉。
“彩选格”起于唐李邰，本朝踵之者有赵明远、尹师鲁。元丰官制行，有宋保国皆取一时官制为之，至刘贡父独因其法，取西汉官秩升黜次第为之，又取本传所以升黜之语注其下，局终遂可类次其语为一传，博戏中最为雅驯。初贡父之为是书也，年甫十四五，方从其兄原父为学，怪自数日程课稍稽，视其所为，则得是书，大喜，因为序冠之，而以为己作。贡父晚年复稍增而自题其后，今其书盛行于世。
司马温公编修《资治通鉴》，辟刘贡甫、范纯夫、刘道原为属，两汉事则属之贡甫，唐事则属之纯夫，五代事则属之道原，余则公自为之，且润色其大纲。书成，道原复类上古至周威烈二十二年以前事为《通鉴前纪》，又将取国朝事为《后纪》。《前纪》既成而病，自度《后纪》之不复可成也，更《前纪》为《外纪》。
《史记》载秦始皇及二世行幸郡县，立石刻辞。世传泰山篆字可读者，惟有二世诏五十许字，而始皇刻辞皆谓已亡。宋丞相莒公镇东平日，遣工就泰山抚得墨本，以庆历戊子岁别刻新石，亲作《后序》，止有四十八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亦言友人江邻几守官奉高亲到碑下，才有此数十字而已。其后东平刘斯立尝登泰山绝顶访秦篆，徘徊碑下，其石埋植土中，高不过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广狭皆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砻。所谓五十许字者在南面稍平处，人常所抚扌，故士大夫多得见之。其三面尤残缺蔽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