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府,如何孔子之门便有许多英材?事既良然,而所以然者不易知也,则唯德之不孤也。
至于德之所以不孤,则除是孔子见得亲切,说得如此斩截;不但有上观千古、下观万年识量,而痛痒关心之际,直自血脉分明。邻者,“如居之有邻”,偶然相遭而遂合,非有心招致之也。其为德先于天则志动气,其为德后于天则气动志,特不可为无德者道耳。所以集注云“故有德者必有其类”。于“德不孤”之下添个“有德者”,集注之补帖精密如此类者,自不可粗心看过,方信得有德者必有邻之上,有德本不孤的道理。
易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人也;又云“水流湿,火就燥”,天也。水无心而赴湿,湿亦无心而致水;火无心而趋燥,燥亦无心而延火。到此处,说感应已差一层,故曰“ 天理自然之合”。乃近海之区,一勺之水,亦自达于海;枯暵之候,一星之火而焚林。与夫黄河经万里坚燥之壤以赴海;通都大邑,火发既烈,则湿薪生刍,亦不转盼而灰飞。前者气动志,而后者志动气,其归一也。
盖德之深浅,与时之难易,亦天理自然之消息,而伯夷能得之叔齐,季札不能得之阖庐,不足疑也。要其为“德不孤”之理,圣人则已洞见之矣。
论语中,唯言及德处为不易知。“为政以德”,则“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此又蓦地说个“德不孤”,皆夫子搬出家藏底珍宝,大段说与人知。知者知其所以然,不知者可以知其必然而已。呜呼,难言之矣!
公冶长篇
一
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自程子从儒学、治道晦蒙否塞后作此一语,后人不可苦向上面讨滋味,致堕疑网。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老。故程子于此说,吾道中原有此不从事迹上立功名,文字上讨血脉,端居无为而可以立万事万物之本者。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为能见之也。
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则须直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托,故实指之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有以“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
而又曰“夫子说其笃志”,则以夫子之门,除求、路一辈颇在事迹上做去,若颜、闵、冉、曾之徒,则莫不从事于斯理,固不但开为能然;而子之所以说开者,说其不自信之切于求己,而非与程子所谓“见大意”者同也。
朱子谓“未能决其将然”,陈氏谓“工夫不到头,止于见大意”,下语自实。春秋之世,夫子之门,其为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路、冉有当之,然其视萧、曹、房、杜,则固已别矣。即至刘子,也解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威仪所以定命”。则当时士大夫风味习尚可知,而“见大意”者,岂独一开哉?
上蔡云“不安于小成”,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领。朱子于此,却以仁义忠孝帖出,直是亲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极只是性”,则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学”二字,以别于俗儒、俗吏之学,故为引伸以推其极至如此。若漆雕开言“斯”之时,初未尝即含一“性”字在内。
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笼统。性即理也,而有于“性”学者,抑有于“理”学者。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固已显分差等。性藏夫理,而理显夫性,故必穷理而乃以尽性,则自明诚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诚明之天道。学必有其依,性必有其致。然则开之求信者,亦但于事言理,初未于理言性。即其言而熟绎之,当自知其所指矣。
程子之言,有为而言也。从俗儒、俗吏风尚浮诡之余,而悠悠然于千载之上,有开与点,求诸此心、此理以为仕学,程子所为当诸心,而见其可说也。
开之言,非有为而言也。当洙、泗教隆之日,才可有为,而略小以图大,欿然求诸己以必其无不信者,则所争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说其笃志”之言为尤切也。
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说以正圣学而绌事功,是以存其言,而显其实曰“性”;亦恐性学说显之后,将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摄”之邪说,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别之曰理、曰笃志、曰仁义忠孝,反覆于异同之闲,而知良工之心独苦矣。读者毋惊其异而有所去取,抑毋强为之同,如双峰之所附会者,则可无负先儒矣。
二
程子曰“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只此语最得。庆源不省程子之意,而云“ 愤世长往”,则既失之矣。至胡氏又云“无所容其身”,则愈谬甚。
无所容其身者,则张俭之望门投止是已,而夫子岂其然!道虽不行,容身自有余地也。若云“愤世长往”,则苟其欲隐,奚必于海?自卫反鲁以后,夫子固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于无人之境而后遂其志哉?
程子传春秋,于鲁桓公及戎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