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子、诸侯之有过，自公卿以至于蒙瞍、工舆，不患谏者之无人矣。所以世子自问安视膳之外，皆非其职。朝廷之政，既非其所与闻；宫壶之闲有所失德，则正为嫌隙窥伺之府。夫以救过以全恩之不暇，而敢以空言激成实衅，以贼父子之仁哉？即其万不得已而有所言，必其关于君身之安危，亦以情而不以理。若如西山所云“得罪于天下”者，固非青宫之所得与闻也。
盖天子、诸侯之子，于其父有子道，抑有臣道；当世及之天下，则又有先后相承、时位相逼之道。既不患谏诤之无人，是可借手以全恩矣，何事效草野之倨侮，以犯危疑耶？
汉明帝“河南、南阳不可问”之对，亦偶尔与闻，微言以释上怒耳，初非谏也。然且以成君父易储之过，疑于炫才以夺嫡，不得与叔齐同其仁矣。若懿文太子之怀疑以致夭折，非不遇明主慈父，且以召过伤恩，酿再世之祸，况其下此者乎？故曰“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宜，遭变事而不知权”。权者，轻重之所取定也。
夫曰“谏”而必曰“不从”，曰“劳”，则谏之至于不从而且劳者，固其恒也。特在士庶之家，则父母有不顺之志，所发露而见端者，止此兄弟仆妾之俦，无相乘以取厚利之事。其在天子、诸侯，则属垣之耳，倾危伏焉。志一见端，将李泌所谓“就舒王而献首谋”者，于此起矣，况“不从”之，且至于“劳”也？
士庶之子，挞而已矣，挞而流血而已矣。夫人即以非道挞其子，即至于流血，而要非其过之大者。以权之于“得罪于乡党州闾”，其为善恶、利害，皆彼轻而此重。若天子、诸侯之于子，而岂徒尔哉？小者为宜臼，而大者为申生。要亦一怒也，亦一挞也。以恶言之，则戕国本以危宗庙。虽有他恶，曾莫得与比重。以害言之，则小者为晋之乱，而大者为西周之亡。亦害之莫有重焉者也。故士庶之子，以不谏而陷亲于不义；天子、诸侯之子，正恐以谏而陷亲于大恶。故曰“处变事而知权”，言其其轻重之审也。内则之云“与其”、云“宁”者，亦审乎轻重之词也。
士庶之子，蒙挞流血而道在不怨，则以挞子流血，亲之过小者也。天子、诸侯之子，蒙怒见废，则亲之过大矣。亲之过大而不怨，是为不孝，孟子于小弁，言之详矣。不审其始，冒昧以谏，卒逢亲怒，祸首宫庭，怨耶？不怨耶？其又何以自靖耶？
圣人酌权以立万世之经，故不为天子、诸侯立以子谏父之礼。盖亲而贤也，则端人正士自尽其谠言，而无待于子。若其不贤也，则可使有诛逐谏臣之事，而不可使摇国本以召天下之兵端。嫌疑之际，微子且不能效诸不肖之弟，而况子之于亲乎？西山不知春秋之义，以士庶例天子、诸侯，将使仁而陷于愚，义而流于讦，启不善读书者无穷之害。故君子之立言，不可不慎也。
二二
双峰云“圣人言常不言变”，看得圣人言语忒煞小了。流俗谓“儒者当置之高阁，以待太平”，皆此等启之也。
圣人一语，如天覆地载，那有渗漏？只他就一事而言，则条派原分。子曰“不远游” ，但以言游耳，非概不远行之谓。游者，游学、游宦也。仕与学虽是大事，却尽可从容著，故有闲游之意。若业已仕而君命临之，如苏武之母虽存，匈奴之行，十九年也辞不得。盖武之行原非游比也。游固常也，即衔君命而远使，亦常也，何变之可言而圣人不言哉？至于避仇避难，则与父母俱行；若商贾之走四方，所谓“礼不下于庶人”：非所论也。“父母在不远游”，一言而定为子者之经，何有变之未尽？
二三
冯氏以“讲说”释“言”字，可补集注之疏。有讲说则必有流传，故从千百年后，而知其“言之不出”。若日用之闲有所酬答，措施之际有所晓譬，则古人言之烦简，夫子亦何从而知之？
孟子说“见知”、“闻知”，皆传道之古人也。太公望、散宜生既无传书，伊尹、莱朱所作训诰，亦皆因事而作，不似老、庄、管、吕，特地做出一篇文字。叔孙豹曰“其次有立言”，至春秋时习尚已然，而古人不尔。“耻躬之不逮”者，不逮其所撰述之理，非不践其所告语之事，本文自明。朱子云“空言无实”，“空言”字从夫子“我欲托之空言”来，明是说著述。范氏“出诸口”一“口”字，便有病。
此章与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一理，却与“仁者其言也讱”不同。辞之多寡静躁，系于存心；著述之有无，则好名、务实之异。古人非必存心之皆醇，特其务实之异于后世耳。
二四
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唯行道之所得者为“不孤”。若只依附著道，袭取而无所得，则直是浮游于伦物之际，自家先不关切，而聚散无恒，物亦莫之应矣。
“德”在心，“不孤”在物。到此痛痒相关之处，名言将穷。所以陈新安著个“天理自然之合”六字，大概说来，微妙亲切。伯夷便必有叔齐，太伯便必有仲雍。乃至萧、曹，丙、魏，自尔相成。若谢灵运，尽他说“忠义感君子”，毕竟无助之者。
此与“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意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