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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者,以知而不尽知,因于所知而学焉。次者,未学之先,一未尝知,循名以学,率教以习,而后渐得其条理。师襄之于琴也,上也;夫子之于琴也,次也。推此而或道或艺,各有先后难易之殊,非必圣人之为上,而贤人之为次矣。
朱子以尧、舜、孔子为生知,禹、稷、颜子为学知。千载而下,吾无以知此六圣贤者之所自知者何如。而夫子之自言曰“发愤忘食”,诗称后稷之“克岐克嶷”,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初不待师友之告戒,亦安见夫子之不学,而稷与颜子之非生也?夫子略于生、学分上、次,而后人苦于上、次分生、学。乃不知上、次云者,亦就夫知之难易迟速而言;困而不学,终于不知,斯为下尔。
且夫所云“生”者,犹言“性”之谓也。未死以前,均谓之生。人日受命于天,命讫则死。则日受性于命。日受性命,则日生其生。安在初之为生,而壮且老之非生耶?迨其壮且老焉,聪明发而志气通,虽未尝不从事于学,乃不拘拘然效之于此,而即觉之于此,是不可不谓之生知也。
荀卿五十始学,朱云四十始受易与论语。乃以其所知者,与世之黠慧小儿较,果谁为上而谁为次也?其将以王雱之答麐鹿者为圣,而卫武公之“睿圣”,反出于其下耶?必将推高尧、舜、孔子,以为无思无为而天明自现,童年灵异而不待壮学,斯亦释氏夸诞之淫词。学者不察,其不乱人于禽兽也鲜矣!
一二
朱子语录极有参差处,甚难拣取。想来朱子未免拏定“随病下药”作教法,故彼此异致,乃至屈圣言以伸己说者有之,不能如圣言之川流各别而不相害悖也。
其答问者,有云“视不为恶色所蔽为明,听不为奸人所欺为聪”,乃他处又以“主一 ”言思明思聪,此二说便早自乖张。夫君子之于恶色奸言,直不视不听,还他一刀两断,若向此处思聪思明,则立脚不稳,早已被他摇动矣。只恶色奸言,亦何所容吾聪明哉?
如毛嫱、西施之色,不宜狎者也,不视之则不乱耳,此心之正而非目之明也。如使与不美者同至吾前,乃拣美丽者斥为女戎,而取丑陋者以为正色,无论人情之必不能,而亦不得谓之明矣。故曰“不知子都之姣,无目者也”。故君子之明,必不用之于此。以其明亦不可,不明亦不可也。
奸言之不听,其道在远佞人,亦一刀两断法。如业许其抵掌纵谈,而又用吾思以曲为摘发,则卫嗣君之所以亡其国者,而何聪之有?
且天下尽有不贪恶色、不惑奸言而不聪不明者。且尽有未尝见恶色、未尝闻奸言而不聪不明者。其不聪不明者,唯不思故也,岂有壅蔽之者哉?“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宁奸言欺之,善言固不足启其蔽矣。
此二语是君子警昏策惰以尽耳目之才,乃复性语也,存理语也,而非遏欲语也。遏欲之功在辨,存理之功在思。远恶色,拒奸言,辨之事也,非思也。
夫人之从事于学,各因其所近以为从入之功。有先遏欲以存理者,则不为恶色奸言所蔽,乃可进而思明与聪。其先存理以遏欲者,则唯思明而明,思聪而聪,而后恶色奸言不得而欺蔽之。内以尽其形色之性,则视听必复其聪明;外以察夫事物之几,则于声色不得苟用其视听。故大而法象之在天地,道教之在古今,小而一物之当前,一声之入耳,有弗视,视则必思其无不见;有弗听,听则必思其无不闻。若恶色奸声不使交吾耳目者,则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而非既视听之而又加以思也。
藉不恤非礼而视听之矣,则虽视恶色亦有其明焉,虽听奸声亦有其聪焉。汉元帝之于洞箫,宋徽宗之于书画,其为惑也固然,而要不可不谓之聪明。唯屏此不正之声色于聪明之外,而乃专用其思于当聪当明之视听,斯君子思诚之功也。故思明思聪,不在去蔽,而但在主一。去蔽者,遏欲者也,辨之明也。主一者,存理者也,思之慎也。慎谓详谨而不忽略。
集注云“视无所蔽则明无不见,听无所壅则聪无不闻”,泛言所蔽所壅,则于义自可。以人之昏惰苟简、粗疏笼罩而未得谓得者,皆足以壅蔽固有之聪明,故为授以除蔽去壅之道曰“思”。而语录加以“恶色”“奸言”之目,则或因有溺于声色者而与言此,是专以药一人之病,而戾于圣言之大义矣。
乃即如彼言,亦当云“视不为恶色所蔽而后可以思明,听不为奸声所惑而后可以思聪 ”,不得竟以无二者之蔽,遂当此九思之实学也。如学诗者,固当以恶诗为戒,然但不读恶诗,不堕恶诗窠臼,而不匠心于兴比情景之中,则亦穷年苦吟而不成矣。圣人践形、尽性之学,岂但空空洞洞立于无过之地而已哉!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声令人耳聋”,而不知天下之盲聋者,其害在于声色者十之三,而害非因于声色者十之六;其害正堕于无声无色者十之一,则老氏是已。君子之学,则须就“有物有则”上察识扩充,教笃实光辉,尽全体以成大用,而后圣功可得而至。朱子曰“内外夹持,积累成熟,便无些子渗漏”,斯则尽之矣。
一三
朱子“若闲时不思量义理”一段,说得来别。求其大旨,则所谓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