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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衍义补-明-邱濬-第414页
也。凡此之类皆宜随事斟酌，傥不顾事之曲直、势之可否，各挟复仇之义以相构害，则是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复仇不除害。（定公四年）
何休曰：“不受诛，罪不当诛也。若父受诛，子复仇，则复讨其子，一往一来曰推刃，取仇身而已，不得兼仇其子，复将恐害已而杀之。”韩愈曰：“诛者，上施于下之辞。”
臣按：《公羊》因论伍子胥报仇而言此，盖谓列国争杀报复之事非王法也。人君诛其臣民无报复之理，若有司假法以致人于死，则当赴诉于君以正其罪，亦不当私自报之。
唐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武后欲赦死，右拾遗陈子昂上疏曰：“先王立礼以进人，明罚以齐政。枕戈仇敌，人子义也；诛罪禁乱，王政纲也。然无义不可训人，乱纲不可明法，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贰，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臣闻刑所以止遏乱也，仁所以利崇德也，今报父之仇非乱也，行子之道仁也，仁而无利，与同乱诛，是曰能刑，未可以训，然则邪由正生，治必乱作，故礼防不胜，先王以制刑也。今义元庆之节则废刑也，迹元庆所以能义动天下，以其忘生而及于德也，若释罪以利其生，是夺其德亏其义，非所谓杀身成仁、全死忘生之节也。臣谓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请编之令，永为国典。”
柳宗元曰：“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旌其可诛兹谓僭，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世，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不可为典。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无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以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宪宗时，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悦杀仇诣县请罪，诏曰：“在礼父仇不同天，而法杀人必死，礼法王教大端也，二说异焉，下尚书省议。”
韩愈曰：“子复父仇，见于《春秋》《礼记》，又见《周官》及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仇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行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也。”
玄宗开元二十九年，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既而吏共斩元礼，汪得出，遂当审素实反，斩之，没其家。时审素子蛙、琇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手杀汪于都城，系表于斧，言父冤状，为有司所得。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裴耀卿、李林甫等陈不可，帝亦谓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于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仇，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胡寅曰：“复仇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君之仇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遂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蛙琇杀汪，事适均等，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仍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