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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衍义补-明-邱濬-第408页
二等，刑部定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详，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议不同，遂各为奏，光议是刑部，安石议是遵，诏从安石所议，而御史中丞滕甫请再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知制诰钱公辅重定。公著等议如安石，诏曰“可”。法官齐恢等皆以公著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恢等益坚其说。明年二月，诏：“今后谋杀人自首，并奏听敕裁判。”刑部刘述奏诏书未尽，封还中书，王安石时为参知政事，又奏与唐介等数争议帝前，卒从安石议。刘述等又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皆请如述奏，下之二府，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于律不可首，请自今已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
司马光曰：“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狱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耶？今议论岁余而后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徇其枝叶而忘其本根之致耶？”
臣按：宋朝制刑有律有敕，阿云之狱既经大理审刑刑部，又经翰林、中书、枢密名臣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公弼、文彦博、唐介，法官如刘述、吕诲、刘琦、钱鋋、齐恢、王师元、蔡冠卿议论纷纭，迄无定说，推原所自，皆是争律敕之文，谋与杀为一事为二事，有所因无所因而已。由是以观，国家制为刑书当有一定之制，其立文之初当须斟酌稳当，必不可以移易，然后著于简牍，使执其文而施之用者如持衡量然，轻重多寡不可因人而上下，斯为得矣。然则阿云之狱何以处之？曰司马氏固云分争辨讼，非礼不决，臣请决之以礼。夫夫妇三纲之一，天伦之大者，阿云既嫁与韦，则韦乃阿云之天也，天可背乎？使韦有恶逆之罪尚在所容隐，今徒以其貌之丑陋之故而欲谋杀之，其得罪于天而悖于礼也甚矣，且妻之于夫存其将之之心固不可，况又有伤之之迹乎？诸人之论未有及此者，司马氏始是刑部，其后有弃常典、悖三纲之说，然隐而未彰也，臣故推衍其义以断斯狱。
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于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其死，上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法冒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
臣按：刑者弼教之具，教以天理人伦为本，苟背逆天理、伤害人伦，则得罪于名教大矣，置之于死夫复何疑？神宗而为此言可谓至明也已矣。
寿州民有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者，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子，刑部驳之曰：“殴妻之父母即是义绝，况是谋杀，不当坐其妻。”
又，莆田民杨讼其子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父为人殴死，杨亦与焉，坐狱未竟遇赦免，妇仍在其家，判官姚瑶以为，妇虽有父仇，然既仍为妇，则当尽妇礼，欲并科罪。摄守陈振孙谓：“父子天合，夫妇人合，人合者恩义有亏则已在法，诸离异皆许还合，独于义绝不许者，谓此类也。况两下相杀，尤义绝之大者乎？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当离不离则是违法，且律文违律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并同凡人。今此妇合比附此条，不合收坐。”
臣按：刑以弼教，刑言其法，教言其理，一惟制之以义而已。义所不当然则入于法，义所当然则原于理，故法虽有明禁，然原其情而于理不悖，则当制之以义而不可泥于法焉。夫父子、夫妇皆人伦之大纲，然原其初，终是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盖女子受命于父母后有夫，因夫而有舅姑，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义既绝矣，恩从而亡，无恩无义，人理安在哉？此法所以必原于理，而所以为理法之权者，义而已矣。
哲宗元符中，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罪死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子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间，务令忠恕从之。”
臣按：宋朝重深入之罪而失出者不罪焉，此《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之意也。后世失入者坐以公罪，而失出者往往问以为赃，是以为刑官者宁失入而不敢失出，盖一犯赃罪则终身除名，犯公罪者可以湔除而无后患故也。
高宗绍兴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入人死罪之禁，右正言凌哲上疏言：“汉高祖入关约法三章，杀人者实居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事，贷死愈众，杀人愈多，非辟以止辟之道也。欲望特降睿旨，应今后州军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若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并许台官弹劾，严置宪典。”上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