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诏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从祀孔子庙堂。
臣按：唐太宗诏以诸儒从祀孔子皆其有功于圣人之经者也。卜子夏、毛苌有功于《诗》，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于《春秋》，伏胜、孔安国有功于《尚书》，高堂生、戴圣有功于《礼》，王辅嗣有功于《易》，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康成、服子慎、王肃、贾逵则通有功于诸经者，何休、杜元凯、范宁则又有功于三传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时七十二子虽列像庙堂，未得享祀，惟子夏以有功于《诗》得在从祀之列，至开元七年，七十二子始从李元瓘请得从享祀。
玄宗开元二十七年，追谥孔子为王，乃赠颜子为公、闵子等九人为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伯。臣按：此后世追赠孔门弟子为公、侯、伯之始。
宋真宗咸平三年，追封兖公颜回为兖国公、费侯闵损等九人为公、郕伯曾参等七十六人为侯，又诏封左丘明等二十一人俱为伯。臣按：此后世从祀诸儒有封爵之始。
神宗元丰七年，以孟子同颜子配食宣圣，荀况、扬雄、韩愈从祀。臣按：此后世以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徽宗大观二年，诏跻子思从祀。政和三年，封王安石为舒王配享，临川伯王雱从祀。
臣按：宣圣庙堂乃大公至正之所在，岂容一毫私意于其间？而奸党之徒乃敢欺天罔圣，以扶翼其恶党以为自己奸利之地，时君可欺而圣人在天之灵其可欺乎？徽宗烛理不明而为奸党所蔽，虽曰褒崇安石，而不知适所以彰其莫大之恶而增其极恶之罪也。
理宗淳祐元年，诏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子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力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辩，表里混融，使《中庸》《大学》《语》《孟》之书本末洞彻，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诏令学宫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又以王安石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世罪人，岂宜从祀？
景定二年，皇太子言：“乾淳间文公朱熹与宣公张栻、成公吕祖谦志同道合，切思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诚有功于圣门。三臣者俱尝被诏追褒，兼准御笔，秩熹于从祀，如栻、如祖谦宜升从祀。”诏从之。
度宗咸淳三年，始以颜回、曾参、孔愊、孟轲并配孔子。
元文宗加颜回为兖国复圣公、曾参郕国宗圣公、孔愊沂国述圣公、孟轲邹国亚圣公，是岁始以董仲舒从祀。
臣按：自礼经有释奠于先圣先师之说，唐贞观中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有功于圣经以为先师从祀先圣庙庭，至宋神宗进荀况、扬雄、韩愈于从祀，此三人者其功又不专于一经，其后徽宗以王安石配享及祀王雱，虽是群奸私意，然亦以其有作《三经义》之功，理宗崇尚理学，列周惇颐等七大儒于从祀，后又兼秩司马光、邵雍，盖以此九儒者重明圣道，俾大明于世也。夫自唐人列祀诸儒，如荀况之性恶、扬雄之诎身、王弼之虚无、贾逵之谶纬、戴圣之贪残、马融之荒鄙、杜预之短丧，多得罪圣门者，其间纯正如董仲舒者顾不得侑食，至于元天历中始秩祀焉。我圣祖开国之初，首去扬雄之祀，正统改元，用言者从祀吴澂，后又以胡安国、蔡沈、真德秀列在从祀，此数儒者皆于经有发明之功，故特祀之。夫从祀于孔子之庙堂者，必其人于孔子之道有所合而无所愧，然后可以与焉，不轻与之所以重其事，重其事所以重其道也。（以上言褒祀先儒）
《文王世子》：天子视学，大昕鼓征，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举也）秩（常也），节（礼也）祭先师先圣焉。
陈澔曰：“天子视学之日，初明之时，学中击鼓以征召学士，盖警动众听使早至也。有司，教《诗》《书》、礼、乐之官也。”
臣按：天子之尊不轻举动，惟于学宫时常临视，虽曰以举贤敛才，而实以崇儒重道也。
汉明帝中元元年，初建三雍，亲行其礼。天子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袒割辟雍之上，尊养老更飨射礼。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国子学，亲临释奠。
太宗召天下纯儒耆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帛，广学舍千二百区。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幸国子监。二月，又幸。四年四月，又幸。
太宗端拱元年，幸国子监。将出，顾见讲堂左右博士李觉方聚徒讲书，诏觉讲《易》卦。淳化五年，又幸国子监，召孙奭讲《尧典》《说命》。
哲宗元祐中，幸国子监，诣文宣王殿行释奠礼，御端化堂，命祭酒丰稷讲《尚书无逸》。
臣按：哲宗视国学，或谓吕大防曰：“祖宗视学非有爵命之赏，则有金帛之赐，今皆无之，何也？”大防曰：“古者天子视学盖常事也，德意在焉，小惠何足道哉？吾固欲天子时一幸，金帛之赏后日何可继也？政恐惜费而止耳。”大防此言可谓至论，盖天子视学所以崇儒而重道，非但以为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