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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衍义补-明-邱濬-第285页
着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去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逆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苏轼曰：“孔子因鲁史记为《春秋》，一断于礼，凡《春秋》之所褒者礼之所与也，其所贬者礼之所否也，《记》曰：‘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定犹与也，而《春秋》一取断焉。’故凡天下之邪正君子之所疑而不能决者，皆至于《春秋》而定，非定于《春秋》，定于礼也，故太史公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臣按：程颐亦曰：“礼一失则为夷狄，再失则为禽兽。圣人恐人之入夷狄也，故《春秋》之法极谨严，所以谨严者，华夷之辨尤切切也。”
王通曰：“《春秋》之于王道，是轻重之权衡、曲直之绳墨也，舍则无所折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终乎，故止于获麟。”
韩愈曰：“《春秋》谨严。”又曰：“孔子之作《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程颐曰：“《春秋》之法极谨严，中国而用夷礼则夷之，韩子之言深得其旨。”
周惇颐曰：“《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宜乎万世无穷，王祀夫子，报德报功之无尽焉。”
程颐曰：“五经，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惟言其法，断例始见法之用。”
又曰：“五经如药方，《春秋》如用药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见于此，乃穷理之要。”又曰：“《春秋》传为案，经为断。”又曰：“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又曰：“自伏羲、尧、舜历夏、商以至于周，或文或质，因袭损益，其变既极，其法既详，于是孔子参酌其宜以为百王法度之中、制，此其所以《春秋》作也。颐作《春秋传序》曰：夫子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奥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耳，或抑或纵、或予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而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而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欲窥圣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
臣按：程颐谓“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杜预序《左传》亦曰：“优而柔之使自休之，餍而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后为得。”二子之言前后相契，是诚读书之法，非但《春秋》也。然《春秋》圣人所亲笔者，其用意尤深，必如此玩味之然后有所得而造其微也。
张载曰：“《春秋》之书在古无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为能知之，非理明义精殆未可学。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说多凿。”
臣按：公羊、穀梁、左丘明虽及见孔子而不能尽知孔子所以作经之大意，惟孟子以亚圣大贤之资，从学孔子之孙，得其家传而知其大指所在。张载谓惟孟子为能知之，观其所谓“《春秋》，天子之事”一言可见，其所知非诸儒所及，诸儒千言万语皆不出乎此也。
邵雍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贬，非有意于其间，故曰《春秋》尽性之书也。”又曰：“《春秋》为君弱臣强而作，故谓之名分之书。”又曰：“圣人之经，浑然无迹如天道焉，《春秋》录其事而善恶形于其中矣。”
又曰：“《春秋》，孔子之刑书也。功过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过而学《春秋》，则大意立矣。”又曰：“五伯功过不相掩，圣人先褒其功后贬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录之。”
杨时曰：“《春秋》正是圣人处置事处，他经言其理，此经言其用，理既明则其用不难知也。”
胡宏曰：“天理人欲莫明辨于《春秋》，圣人教人消人欲复天理莫深于《春秋》。”
李侗曰：“《春秋》一事各是发明一例，如观山水徙步而形势不同，不可拘以一法。”
胡安国曰：“《春秋》为诛乱臣贼子而作，其法尤严于乱贼之党。”又曰：“通于《春秋》然后能权天下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