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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大学衍义补-明-邱濬-第284页
书之作，遏人欲于横流，存天理于既灭，为后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谓无其位而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
金履祥曰：“《春秋》起隐公元年己未之岁，止哀公十四年庚申，凡二百四十二年。”又曰：“鲁旧自有《春秋》，东迁之后书法失周公制作典礼之意，善恶是非不明，虽弑逆之变亦多不书，其实使为臣者不知此义陷于弑逆之罪而不觉，为人君者不知此义前后有谗贼而不见，故孔子因鲁史之旧而修之，使是非褒贬昭然可见，因此而鉴戒明，乱臣贼子惧，致治之法可垂万世，故谓之作。”
臣按：孔子曰“吾志在《春秋》”，是则《春秋》一书诚圣人志向之所在也。圣人之志在于尊王，然有其德而无其位，虽欲尊王将何以行其志哉？于是假鲁史作《春秋》以伸吾之志，是以一书之中，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凡所书者无非寓吾尊王之志，而后之训释者不知圣人之志之所在，因一事而为一说，非圣人志矣。惟孟子受学孔子之孙，独得圣人之志于书法之中，而为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即此一言解此一书，圣人之志昭然明白于天下后世矣，诸儒纷纷之说可一洗之。
又曰：“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张栻曰：“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者，乱臣贼子之情伪毕见而讨绝之法著焉，施于万世皆无所遁其迹故也。”
臣按：乱臣贼子之所以惧者，以其所行所为悖天子之典礼、犯天子之刑宪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朱熹曰：“王者之迹熄，谓平王东迁而政教号令不及于天下也。《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春秋》，鲁史记之名，孔子因而笔削之，始于鲁隐公之元年，实平王之四十九年也。《乘》义未详，赵氏以为兴于田赋乘马之事，或曰取记载当时行事而名之也。《梼杌》，恶兽名，古者因以为凶人之号，取记恶垂戒之义也。《春秋》者，记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古者列国皆有史官，掌记时事，此三者皆其所记册书之名也。春秋之时，五伯迭兴而桓文为盛。史，史官也。窃取者，谦辞也，《公羊传》作‘其辞则丘有罪焉尔’，意亦如此，盖言断之在已，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不能赞一辞’者也。”
尹焞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载当时之事也，而其义则定天下之邪正为百王之大法。”
臣按：《诗》以言志，《春秋》以纪事，理虽同而体制则异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岂继《诗》之具哉？而孟子以是为言，而解者曰“《诗》亡，谓《黍离》降为国风而雅亡也”，夫雅者王者燕享会朝之诗，《春秋》所纪者岂其伦哉？然谓王者迹熄而《诗》亡，谓之迹则似有所指之处，非泛言也。臣窃意以为，先王盛时，诸侯岁朝于天子，考礼正刑以一其德，天子于是考之正之而加赏罚焉。诸侯既朝之后，天子五年一巡守，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其君德之善否、其国政之得失、其民风之美恶见于民俗歌谣之间者皆得以上闻，或刺或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赏之典焉。至于周衰，诸侯不复朝觐，天子不复巡守，太师不复采诗，而民间之美刺不复上闻，天子之赏刑不复施于列国矣，所谓《诗》亡也。孔子乃假鲁史以作《春秋》，因诸侯之行事加以笔削之公，而寓天子刑赏之意焉。盖《诗》列十有一国之风，《春秋》亦纪二十有三国之事；《诗》有美刺，《春秋》有褒贬，此《春秋》之作所以继于《诗》亡之后也欤？或曰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柏舟》《硕人》等诗皆平王以后之作，焉得谓之《诗》亡？曰是时诗虽作于民间，而不采之以闻于天子，有亦如无，虽谓之亡可也。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臣按：《春秋》，天子之事也。诸侯有罪，天子正之，义也；天子不自征，命诸侯征之，亦义也。以诸侯伐诸侯而不禀命于天子，则非义矣，此《春秋》所以作也。
《左氏传》（成公十四年）：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辞微）而显（义显），志（记也）而晦（谓约言以记事，事叙而文微），婉（曲也）而成章（篇也），尽而不污（谓尽其事实无所污曲），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穀梁传》曰：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庄周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也，议而不辨。”
司马迁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