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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建隆二年，诏令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事有急切，许非时入阁上章，不候次对。
高宗诏：“自今后，行在百官日轮一员面对，朕当虚宁以听其言。”
臣按：唐人有转对之制，宋太祖因之许令百官以次转对，遂为一代之法。终宋之世，君得以亲其臣，臣得以近其君，言论之间得以相接，上下之情得以交通，非惟得以周知天下之事、下民之情，而凡臣下才器之高下、学识之浅深、心术之邪正亦终于是得以见焉。
哲宗初即位，首召司马光，至告其君曰：“《周易》天地交则为《泰》，不交则为《否》。君父天也，臣民地也，是故君降心以访问，臣竭诚以献替，则庶政修治、邦家乂安。君恶逆耳之言，臣营便身之计，则下情壅蔽，众心离叛。近年士大夫以偷安苟容为智，危言正论为狂，是致下情蔽而不上通，上恩壅而不下达，闾阎愁苦痛心疾首而上不得知，明主忧勤宵衣旰食而下无所诉。公私两困，盗贼已繁，犹赖上帝垂休，岁不大饥，祖宗贻谋，人无异志，不然则天下之势可不为之寒心乎？臣愚以为，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诏书，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应有知朝政阙失及民间疾苦者，并许进实封状，尽情极言。在京则于鼓院投下，画时进入；在外则于州军投下，附递奏闻，皆不得取责副本，强有抑退。陛下于听政之暇略赐省察，其义理精当者即施行其言而显擢其人，其次取其所长舍其所短，其狂愚鄙陋无可采取者报闻罢去亦不加罪。如此则嘉言日进，群情无隐，陛下虽深居九重，四海之事如指诸掌，举措施为惟其所欲，乃治安之原、太平之基也。群臣若有沮难者，其人必有奸恶畏人指陈，专欲壅蔽聪明，此不可不察。”
臣按：哲宗初政，召司马光于洛，问光所当先者，光首上此疏，且以谓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臣窃以为，光之此疏非独当时人君所当知，实万世人君所当知者也。臣尝因是而通论之，言者心之声也，人心有所蕴必假言以发之。帝王莫如尧，尧以言为试人之则；圣贤莫如孔子，孔子以言为知人之本。是则言之为言，其所关系之大有如此者，是以自古帝王既自谨其所言，尤必求人之言以为己助，因人之言以为己鉴。闻则拜之，听则纳之，卑辞以诱之，厚礼以招之，多方以来之，博问以尽之，和颜悦色以受之，大心宏度以容之，或为之科目如所谓直言、极谏者，或为之设官如所谓拾遗、补阙者，或因灾眚而下诏以求，或因患难而责己以访，或为轮对之制使人人得以自达，或设登闻之鼓使事事得以上闻，无非求天下之言，以成天下之治，以通天下之情。是以陈言而善者则立赏以劝之，传曰“兴王赏谏臣”是也；当言不言者则制刑以威之，《书》曰“臣下不匡其刑墨”是也；言虽过于讦直有所不堪忍者，亦容以受之而不加之以罪，史曰“杀谏臣者其国必亡”是也。夫如是，则嘉言罔攸伏，君德之修否、朝廷之阙失、臣下之贤佞、民生之休戚，皆因言以达之于上，有以为思患豫防之计而不至于噬脐无及之悔，则天下国家永无危亡之患矣。昔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孰为大？”对曰：“大臣持禄而不极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呜呼，患而谓之大，岂非言路不通其患必至于危亡也哉？是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人君处危亡之地而不自知，人臣知危亡之祸而不敢言。为人上者诚能广陈言之路，弘容言之量，言之善者有赏，言之非者无罪，当言而不言者有罚，则大臣不至于持禄，小臣不至于畏罪，而下情上通矣。天下国家又岂有危亡之患哉？故曰治安之原、太平之基在此，伏惟圣明留意。
以上广陈言之路
卷五
△正百官
▲总论任官之道
《虞书皋陶谟》曰：无旷（废也）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蔡沈曰：“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无非天事，苟一职之或旷则天工废矣，可不深戒哉。”
臣按：宋儒陈大猷曰：“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几，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务，任之庶官而己不可使旷。非无其人之为旷，非其人之为旷也。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天，天不自为，人代为之，一官旷则一事阙矣。”元儒吴澂亦曰：“天下之事皆天之事，天以此事付之君，君不能自治而分之人，是庶官所治之事皆代天而为之者也。”噫，人君诚知人臣所治之事皆天之事而付于我者，其必不肯任用非人，而致天事之旷以得罪于上帝矣。
《商书》：伊尹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臣为上为德、为下为民，其难其慎，惟和惟一（为皆去声）。”
蔡沈曰：“贤者有德之称。才者，能也。左右者，辅弼大臣。人臣之职为上为德，左右厥辟也；为下为民，所以宅师也。臣职所系其重如此，是必其难其慎。难者难于任用，慎者慎于听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济，一者终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臣按：为治之道在于用人，用人之道在于任官。人君之任官，惟其贤而有德、才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