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诸己则是能修身而教于家矣,由是一家之中人人皆孝、皆弟、皆慈而无一人不可教者,由是即所以立于身、行于家者,而教于人孝以为忠、弟以为顺、慈以为爱人之仁。夫如是则仁让之善积于一家而仁让之化形于一国,所谓不出家而教成于国也。苟或贪而不让、戾而不仁,恶念生于一人则一国便有作乱之事,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虽然,为善则难、为恶则易而其善恶难易之机由于君之一身,而机者何?弩之牙也。矢之发动由乎弩机,一发动焉则势有不可遏者,以身示教者可不谨其机乎?所谓机者在于君身则其心之意也,心之发动是之为意。人君欲广其教于天下,不假强为,在识其善念端倪之初处,动其机以发之,从此推广去耳。嗟乎,一念之善与恶乃尧舜、桀纣之所以分,尧舜之君而有唐虞治世之民,其身既修其家可教,有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之善即其所好者也;桀纣之君而有夏商末世之民,其身不修其家不可教,而无诸己而求诸人,其所令非不善而非所好者也。
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朱熹曰:“庶而不富则民生不遂,故制田里、薄赋敛以富之;富而不教则近于禽兽,故必立学校、明礼义以教之。”
胡寅曰:“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然自三代之后能举此职者百无一二。汉之文明、唐之太宗亦云庶且富矣,西京之教无闻焉,明帝尊师重传,临雍拜老,宗戚子弟莫不受学,唐太宗大召名儒,增广生员,教亦至矣,然而未知所以教也。三代之教,天子公卿躬行于上,言行、政事皆可师法,彼二君者其能然乎?”
臣按:曰庶、曰富、曰教三者,自尧舜以来为治之大节目、大纲领也。盖天生斯民而立一人以为之司牧,付之以庶、富、教之三事,人君承上天之付托为万民之父母,必当尽治、教、养之三事,养之以至于繁庶,治之以至于富足,教之以至于仁厚,则尽乎父母斯民之责而无负乎上天付托之重矣。苟为不然,而惟知以天下而奉己,适乎己而不恤乎人,生齿日至于衰耗、田里日至于贫窘、民俗日至于靡荡,如是非但民不安其生而君亦不能安其位矣。就三者之中论之,庶、富者君之事也,教者师之事也,三代以来尽君道者间或有之,兼尽师之道者盖亦鲜矣。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
朱熹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无教则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圣人设官而教以人伦,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书》曰‘天叙五典,敕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谓也。放勋,本史臣赞尧之辞,孟子因以为尧号也。德,犹惠也。尧言劳者劳之,来者来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辅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从而提撕警觉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盖命契之辞也。”
臣按: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秉彝之性也,有其性而或以气禀之偏、或为物欲之蔽,遂去禽兽也几希。圣人先得秉彝之全者也,视吾人有秉彝之性而不能全,乃至去禽兽也不远,谁之责欤?吾为人之君而不能尽君人之责,使人不远于禽兽,则凡吾所治者皆狘之物也,吾何以为治哉?非徒负斯人之仰戴而实负上天之付托也,宁能不忧于心乎?忧之而修为之教,命臣以掌其事,立法以为之制,必使蚩蚩蠢蠢之民皆率其秉彝之性,然后吾之责塞而吾之忧释矣。后世人主知忧此者盖鲜矣,忧之一言,唐虞圣帝所以战兢惕厉而致雍熙泰和之治,其本在此欤。
《汉书食货志》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于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读为示)化焉。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所以顺阴阳、备寇贼、习礼文也。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斑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怨刺之诗),是月余者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臣按:成周盛时,其富而教之其规条之详如此。当是之时,男有教、女有业,而无外慕出位之思、非礼犯分之为,此乖争陵犯之风所以不作也。
汉贾谊言于文帝曰:“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至难知也。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
臣按:为治大要二,礼与法也。礼也者教化之所从出者也,谊所谓绝恶于未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是,则礼之所以禁于将然者也。法之为法,禁于已然者,则反是禁于将然则不肃而成、不严而治,而天下咸囿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