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胜,文胜而至于灭质,则必有王者兴焉,于是损文以就质,使之复得其中;驯至中叶则又渐渐日趋于文,所贵乎在位者随时消息而张弛之,使文与质恒相称而彬彬然,以复其先进之旧,则大中之世矣。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朱熹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子游所称盖夫子之常言,言君子、小人皆不可以不学,故武城虽小亦必教以礼乐。盖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礼乐其为道一也。”又曰:“礼乐之用通乎上下,一身有一身之礼乐,一家有一家之礼乐,一邑有一邑之礼乐,以至推之天下则有天下之礼乐,亦随其大小而致其用焉,不必其功大名显而后施之也。”
臣按:此章见礼乐为为治之本,然本文只说弦歌,弦歌乐耳而未尝言礼,而注乃谓武城虽小亦必用礼乐及治有大小而治之必用礼乐之说。盖礼乐二者为治之本,相须而成,既有弦歌之声必有仪文之礼,不徒然也。吁,一邑之小尚必用夫礼乐以为治,则夫天下之大而可无礼乐哉?后世急于刑罚事功,失古人为治之意矣。
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程颐曰:“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只此两字含蓄多少义理。天下无一物无礼乐,且如置此两椅,一不正便是无序,无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如盗贼至为不道,然亦有礼乐,盖必有总属、必相听顺乃能为盗,不然则叛乱无统,不能一日相聚而为盗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
朱熹曰:“敬而将之以玉帛则为礼,和而发之以钟鼓则为乐。遗其本而专事其末,则岂礼乐之谓哉?”
臣按:周末文灭其质、礼废乐坏之时,人但知以玉帛、钟鼓为礼乐而忘其本,故圣人以是为言。云云者,谓人所常言也。乎哉者,疑而反之之辞也。人之言礼乐者莫不云云而不知礼乐之所以云云者,不在于玉帛、钟鼓之末而在于和敬也。
《中庸》:子思曰:“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郑玄曰:“言作礼乐者,必圣人在天子之位。”
朱熹曰:“有位无德而作礼乐,所谓愚而好自用;有德无位而作礼乐,所谓贱而好自专。”
臣按:为治之道,其最大者在礼乐,故必有德、有位之圣人然后足以当制作之任。虽然,此言创始者耳,若夫承天践祚之君,膺天命之重,居五位之尊,必须因前人之故典而开一代之新规,选用贤能,发挥盛制,不可如汉文之谦让未遑而安陋就简,以贻后时之悔。
《汉书礼乐志》曰:六经之道同归,礼乐之用为急。
臣按:所谓六经者,《易》《书》《诗》《春秋》《礼》《乐》也,今世《乐经》不全,惟见于戴《记》中之《乐记》。说者因班固此言,谓《易》以道礼乐之原,《书》以道礼乐之实,《诗》以道礼乐之志,《春秋》以道礼乐之分。是则六经为治道之本原,而礼乐又为六经之要道。人君为治诚能以礼乐为本,凡夫政治之施一惟唐虞三代是法而不杂于秦、汉以来功利之私,则古治不难复矣。
欧阳修曰:“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朱熹曰:“此古今不易之至论也。”
臣按:修之言曰:“古者宫室车舆以为居,衣裳冕弁以为服,尊爵俎豆以为器,金石丝竹以为乐,以适郊庙,以临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岁时聚会以为朝觐、聘问,欢欣交接以为射乡、食飨,合众兴事以为师田、学校,下至里闾田亩、吉凶哀乐莫不一出于礼。由之以教其民为孝慈、友弟、忠信、仁义者,常不出于居处、动作、衣服、饮食之间,盖其朝夕从事者无非乎此也。”此所谓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使天下安习而行之,不知所以迁善远罪而成俗也。及三代以亡,遭秦变古后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号位序、国家制度、宫车服器一切因秦,其间虽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远复三代之上,而牵其时俗稍即以损益,大抵安于苟简而已。其朝夕从事则以簿书、狱讼、兵食为急,曰此为政也,所以治民;至于三代礼乐,具其名物而藏于有司,时出而用之郊庙、朝廷,曰此为礼也,所以教民。此所谓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故自汉以来史官所纪事物名数、降登揖让、拜俯伏兴之节皆有司之事尔,所谓礼之末节也。然用之郊庙、朝廷,自缙绅大夫从事其间者皆莫能晓习,而天下之人至于老死未尝见也,况欲识礼乐之盛,晓然谕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修为此言可谓尽古今礼乐之事,后世君臣有志于复三代之治者,其尚视此言以为准则,痛革后世苟简之政而必以礼乐为本,凡其所以施于政治之间者或寓三代礼乐之意于中,庶几今世复见古昔之盛治,岂非万世之幸哉?
周敦颐曰:“礼,理也;乐,和也。阴阳理而后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故礼先而乐后。”
朱熹曰:“礼,阴也;乐,阳也。此《太极图》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之意。程子论敬则自然和乐,亦此理也。学者不知持敬而务为和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