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仲舆曰：「大夫次于公馆，丧除后归，士小祥练祭则归。大夫练犹次公馆，士未练之先亦次公馆。时大夫犹在倚庐，大夫初丧居倚庐，士初丧居垩室。」又曰：「大夫居庐时，士居垩室。大夫未出庐，士已次公馆。大夫次公馆，士已归。」按：此解颇曲折费辞，然亦不然。既云「大夫居庐，士居垩室」，焉得又是「大夫居庐，士次公馆」乎？郑谓居庐，居垩室，是「未练时」，是也。练后大夫次公馆，士即归，不复次公馆矣。
如郝说，居庐居垩室为初丧时，不知士于何时出垩室，次公馆？大夫又于何时出庐，次公馆耶？大夫士居庐与居垩室异，次公馆与归异可也，若出庐与出垩室之时又异，便不可通矣。此文或误或衍未可知，不必为之强解也。(卷七一，页八—九)
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如士服。
孔子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中庸曰：「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孟子曰：「三年之丧，齐疏之服，？粥之食，自天子达乎庶人，三代共之。」此皆言三年之丧，天子与庶人一也。中庸曰「期之丧，达乎大夫」，此言期之丧，大夫与庶人一也。大夫降旁期，正期不降也。则三年与期丧，时日既一，其服亦一，自古经传皆无异说也，而记者之为此说者何？
盖春秋时周衰礼废，多行短丧，即以圣门高弟亦靡然从风，况其时骄恣诸侯大夫乎？夫丧且可短，又何有于服之精麤轻重哉？疏引王肃曰：「春秋之时尊者尚轻简，丧服礼制遂坏。」张融曰：「士与大夫异者，皆是乱世尚轻简，非王者之达礼。」所以当时吴子矫而行之，而家臣反以为非也。即晏子唯卿为大夫之对，亦祗据当时之礼答之，而非贵贱皆一之礼也。缘其时去周初已远，典籍无存，春秋又自有春秋之礼，故此文乃春秋以后人所记。
彼见其时大夫与士异服，后且有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此指庶子。皆如大夫服者，故申之曰「大夫为其父母兄弟之未为大夫者之丧服」、「士为其父母兄弟之为大夫者之丧服」，皆当如士服。此在记者犹谓「是正其礼、俾勿僭踰也」，不知正类紾兄之臂，而谓之姑徐徐之见尔，乃后人取此以入礼记，而鄙儒注礼并不考当时情事，直以为周之制礼如此，则更可骇焉。
郑氏曰：「大夫丧礼逸，与士异者，未得备闻。」若然，是周公果有其「大夫丧礼」与士异者矣，是郑为之实其事也而可乎？不特此也，复引丧服传斩衰、疏衰缕升不同之数，附会晏子之事，以配合于大夫士，其说为尤转。春秋战国固多毁坏礼制，自是而后，仲尼七十子之徒撰述礼文，以行于世，圣人之道渐明。由汉以来，无不遵圣人之礼者，而丧制且井井矣，丧服传所述斩疏诸服之制，曾有一语分别大夫士者乎？奈何附会以为说也。
据其为说，谓斩衰三升枕块，而士麤斩麤即疏，谓疏衰，盖四升也。枕草，「为母四升，而士五升；为兄弟五升，而士六升」，是士比大夫皆降一等，大夫固不变，仍从其重服之麤，而士则变而从其轻服之精；大夫自期以下降士一等，而士则自期以上降大夫一等，然则此何礼耶？以大夫之贵止得降其期以下，而士之贱反得降其期以上，无论士降其期以上万万不可，即使然，亦俾大夫贵而适得其贱，士贱而反得其贵也。
如曰「以降为贱」，则大夫不当降矣。如曰「以降为贵」，则士不当降矣。乃于大夫之降固曰「大夫贵也」，于士之降则又曰「大夫以上乃能备仪尽饰也」，天下宁有两可之理，而游移迁夺若此者乎？且推其说，诸侯天子之斩衰又当不止于三升，而庶人之斩衰且当降而为五升之期矣。夫所谓无贵贱一者，恐贵之或踰乎贱耳。今贱踰于贵，又贱不敢自踰而上使之踰，何以解也？无已乃为之说曰：「亦以勉人为高行。」呜呼!
谓子弟为其父母兄弟服，乃是勉其父母兄弟，其亦言之不择矣。又曰：「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同。」此以记文不言大功以下，故云然。然则大夫与士又不异矣，而独使士忍于其伦之最大者，何哉？疏曰：「重服情深，故使士有屈抑。」夫士也，独非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又曰「轻服情杀，上下俱申」。
然则大夫期以下降士庶一等，又何以下申上不申也，郑氏在东汉，其时遵行圣教已久，借谓春秋有此礼，亦自春秋之礼，而非周初之礼，直当置之而弗道，乃反举其事以证为周之礼制，且凿凿言之，其惑乱天下后世，不亦甚乎？又后章云「端衰丧车无等」，可见记者本杂取礼文，故篇名杂记。注者乃如是以释之，则是记者之过小，而注者之过大也。(卷七一，页一一—一四)
大夫之庶子为大夫，则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与未为大夫者齿。
上言大夫庶子为士，不得为父母服大夫服，此申言大夫庶子为大夫，得为父母服大夫服，而又以大夫适子服大夫服为之起也。
大夫之适子服大夫之服，此亦记者指春秋时之大夫，其适子世为大夫者言，盖大夫之适子未有不为大夫者，故不云为士为大夫也。郑氏有「仕至大夫」之语，而孔氏谓「指适子之父」，皇氏谓「指大夫之子」，纷纷之争可以息矣。(卷七一，页一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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