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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礼记正义-汉-郑玄-第5页
则三百三千虽混同为礼，至於并立俱陈，则曰此经礼也，此曲礼也。或云此经文也，此威仪也。”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於物，故为体。贺玚云：“其体有二。一是物体，言万物贵贱高下小大文质各有其体。二曰礼体，言圣人制法，体此万物，使高下贵贱各得其宜也。”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物唯万体，皆同一履，履无两义也。于周之礼，其文大备，故《论语》云“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也。然周既礼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忠信之薄，道德之华，争愚之始”。故先师准纬候之文，以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茸荃行仁，五霸行义。若失义而后礼，岂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后？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质素之事、无为静默之教，故云此也。礼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圣人之王天下，道、德、仁、义及礼，并蕴于心，但量时设教，道、德、仁、义及礼，须用则行，岂可三皇五帝之时，全无仁、义、礼也？殷周之时，全无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据之以难经也。既《周礼》为体，其《周礼》见於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经礼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 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 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汉书 艺文志》云“汉初，高堂生传《礼》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时，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献王献之。又《六艺论》云：“后得孔子壁中古文《礼》，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同而字多异，其十七篇外则逸礼是也。”《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故郑序云“体之谓圣，履之为贤”是也。既《周礼》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礼为上；《仪礼》为末，故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昏，后丧、祭。故郑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礼》，《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汉书》说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购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汉书》云得五篇，《六艺论》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礼记》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礼》残缺，无复能明，故范武子不识殽烝，赵鞅及鲁君谓《仪》为《礼》。至孔子没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闻，以为此《记》。或录旧礼之义，或录变礼所由，或兼记体履，或杂序得失，故编而录之，以为《记》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郑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云：《王制》，谓汉文时博士所录。其馀众篇，皆如此例，但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其《周礼》、《仪礼》，是《礼记》之书，自汉以后各有传授。郑君《六艺论》云：“案《汉书 艺文志》、《儒林传》云，传礼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传弟子戴德、戴圣名在也。”又案《儒林传》云：“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事萧奋，以授戴德、戴圣。”《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六艺论》云：“今礼行於世者，戴德、戴圣之学也。”又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儒林传》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桥仁字季卿、杨荣字子孙。仁为大鸿胪，家世传业。”其《周官》者，始皇深恶之。至孝武帝时，始开献书之路，既出於山岩屋壁，复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至孝成时，通人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为众儒排弃，歆独识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缑氏杜子春，永平时初能通其读，郑众、贾逵往授业焉。其后马融、郑玄之等，各有传授，不复繁言也。
陆曰：“本或作《曲礼》，上者，后人加也，《檀弓》、《杂记》放此。《曲礼》者，是《仪礼》之旧名，委曲说礼之事。”
[疏]正义曰：案郑《目录》云：“名曰《曲礼》者，以其篇记五礼之事。祭祀之说，吉礼也。丧荒去国之说，凶礼也。致贡朝会之说，宾礼也。兵车旌鸿之说，军礼也。事长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