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非是叛齐,乃叛周也。又况桓公做得气势如此盛大,自家如何便复得雠?若欲复雠,则襄公杀其父之时,庄公当以不共戴天之故,告之天子、方伯、连率,必以复雠为事,杀得襄公而后已,如此方快。今既不能然,又亲与之同会,与之主婚,于其正当底雠人尚如此,则其子何罪?又况其子承其被杀后而入国,又做得国来自好,庄公之所不如,宜其不能复而俛首事之也。」陈问:「若庄公能杀襄公了,复与桓公为会,可否?」曰:「既杀襄公,则两家之事已了,两边方平,自与桓公为会亦何妨?但庄公若能杀襄公,则『九合诸侯,一正天下』之功,将在庄公而不在齐桓矣。惟其不能,所以只得屈服事之也。只要乘气势方急时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后,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气不又况复雠,须复得亲杀吾父祖之雠方好。若复其子孙,有甚意思?汉武帝引春秋『九世复雠』之说,遂征胡狄,欲为高祖报雠,春秋何处如此说?诸公读此还信否?他自好大喜功,欲攘伐夷狄,姑托此以自诡耳!如本朝靖康虏人之祸,看来只是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时,人心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雠,就此便打迭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锐意雪耻,然事已经隔,与吾敌者,非亲杀吾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当时号为端人正士者,又以复雠为非,和议为是。而乘时喜功名轻薄巧言之士,则欲复雠。彼端人正士,岂故欲忘此虏?盖度其时之不可,而不足以激士心也。如王公明炎虞斌父之徒,百方劝用兵,孝宗尽被他说动。其实无能,用着辄败,只志在脱赚富贵而已。所以孝宗尽被这样底欺,做事不成,盖以此耳。」僩云:「但不能杀虏主耳。若而今捉得虏人来杀之,少报父祖之怨,岂不快意?」曰:「固是好,只是已不干他事,自是他祖父事。你若捉得他父祖来杀,岂不快人意!而今是他子孙,干他甚事?」又问:「疏中又引君以无辜杀其父,其子当报父之雠,如此则是报君,岂有此理?」曰:「疏家胡说,岂有此理!」又引伍子胥事,说圣人是之。曰:「圣人何尝有明文是子胥来!今之为春秋者都是如此。」胡问:「疏又引子思曰:『今之君子,退人若将坠诸毋为戎首,不亦善乎!』言当执之,但勿为兵首,从人以杀之可也。」曰:「尽是胡解!子思之意,盖为或人问『礼为旧君有服』,礼欤?子思因云,人君退人无礼如此,他不为戎首来杀你,已自好了,何况更望其为你服?此乃自人君而言,盖甚之之辞;非言人臣不见礼于其君,便可以如此也。读书不可窒塞,须看他大意。」
恢复之计,须是自家吃得些辛苦,少做十年或二十年,多做三十年。岂有安坐无事,而大功自致之理哉!
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且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又不曾练得,财又不曾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
某尝谓恢复之计不难,惟移浮靡不急之费以为养兵之资,则虏首可枭矣。
近见吴公济会中朋友读时文策,其间有问道德功术者二篇:一篇以功术为不好;一篇以为有道德,则功术乃道德之功术,无道德则功术不好。前篇不如后篇。某常见一宰相说,上甚有爱人之心,不合被近日诸公爱说恢复。某应之曰:「公便说得不是,公何不曰爱人乃所以为恢复,恢复非爱人不能?」因说为政篇道、德、政、刑与此一般。有道德,则刑政乃在其中,不可道刑政不好,但不得专用政刑耳。
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后来与女真,彼此之势如何了!和戎。
问:「不能自强,则听天所命;修德行仁,则天命在我。」因说靖康之祸云云,「终始为讲和所误。虏人至城下,攻城,犹说讲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讲和。」问:「秦桧之所以力欲讲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虏人之意是欲厌用兵。他当初自虏中来时,已知得虏人厌兵,故这里迎合高宗之意,那个又投合虏人之意。虏人是时子女玉帛已自充满厌足,非复曩时长驱中原之锐矣,又被这边杀一两陈怕了。兼虏之创业之主已死,他那边兄弟自相屠戮,这边兵势亦稍稍强,所以他亦欲和。」
秦桧自虏中归,见虏人溺于声色宴安,得之中国者日夜烂熳,亦有厌兵意。秦得此意,遂归来主和。其初亦是矣,然犹已奉之,荡不为一毫计。使其和中自治有策,后当逆亮之乱,一扫而复中原,一大机会也,惜哉!
秦桧讲和时,岁币绢二万五千匹,银二万五千两。今岁绢减五千匹,银减五千两,此定数。每常往来人事礼数,皆用金银器盛脑子贵药物之类,所费不赀。大约等绢三千五百文一匹,银二千五百文一两,大数一百二十万缗。彼来时,只是些羊巴匹段之类,甚微。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四
历代一
司马迁才高,识亦高,但粗率。以下历代史。
太史公书疏爽,班固书密塞。
司马子长动以孔子为证,不知是见得,亦且是如此说。所以伯恭每发明得非细,只恐子长不敢承领耳。
史记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