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非圣人断不能如此也。」
性相近章
「性相近」,以气质言;「性善」,以理言。
问:「『性相近』,是本然之性,是气质之性?」曰:「是气质之性。本然之性一般,无相近。程子曰:『性与圣,不可一概论。』」
「性相近」,唤做「近」,便是两个物事,这便是说气质之性。若是「降衷」底,便是没那相近了,个个都只一般。佐。
「性相近」,是通善恶智愚说;「上智、下愚」,是就中摘出悬绝者说。
问:「『性相近,习相远。』『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书中谓『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圣,则有之。既是圣人,决不到得作狂。此只是言其人不可不学。」又问:「或言:『人自不移耳。』此说如何?」曰:「此亦未是。有一般下愚底人,直有不可移者。」问:「『虽愚必明』,又是如何?」曰:「那个是做甚次第工夫:『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问此章。曰:「此所谓性,亦指气质之性而言。『性习远近』与『上智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盖习与性成而至于相远,则固有不移之理。然人性本善,虽至恶之人,一日而能从善,则为一日之善人,夫岂有终不可移之理!当从伊川之说,所谓『虽强戾如商辛之人,亦有可移之理』是也。」
先生问木之:「前日所说气质之性,理会得未?」对曰:「虽知其说,终是胸中未见得通透。兼集注『上智下愚』章,先生与程子说,未理会得合处。」曰:「便是莫要只管求其合,且看圣人所说之意。圣人所言,各有地头。孔子说『相近』至『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气质,实是有如此者,如何必说道变得!所以谓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是怎生?这便是气质之性。孔子说得都浑成;伊川那一段,却只说到七分,不说到底;孟子却只说得性善:其所言地头各自不同。正如今吃茶相似,有吃得尽底,有吃得多底、少底。必要去牵合,便成穿凿去。」
问:「集注谓『气质相近之中,又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复举程子『无不可移』之说,似不合。」曰:「且看孔子说底。如今却自有不移底人,如尧舜之不可为桀纣,桀纣之不可使为尧舜。夫子说底只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说,须知其异而不害其为同。」因说:「气化有不可晓之事。但终未理会得透,不能无疑。释氏之学,只是定静,少间亦自有明识处。」或问:「他有灵怪处,是如何?」曰:「多是真伪相杂。人都贪财好色,都重死生。却被他不贪财,不好色,不重死生,这般处也可以降服得鬼神。如六祖衣钵,说移不动底,这只是胡说。果然如此,何不鸣鼓集众,白昼发去?却夜间发去做甚么?」曰:「如今贤者都信他向上底说,下愚人都信他祸福之说。」曰:「最苦是世间所谓聪明之人,却去推演其说,说到神妙处。如王介甫苏东坡,一世所尊尚,且为之推波助澜多矣。今若得士大夫间把得论定,犹可耳。」
子之武城章
问「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曰「『君子学道』,是晓得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干称父,坤称母』底道理,方能爱人。『小人学道』,不过晓得孝弟忠信而已,故易使也。」
公山弗扰章
夫子曰:「吾其为东周乎!」兴东周之治也。孔子之志在乎东周。然苟有用我者,亦是天命如何尔。圣人胸中自有处置,非可执定本以议之也。
问:「『吾其为东周乎!』使圣人得行其志,只是就齐鲁东方做起否?」曰:「也只得就这里做。」又问:「其如周何?」曰:「这般处难说,只看挨到临时事势如何。若使天命人心有个响合处,也自不由圣人了。使周家修其礼物,作宾于王家,岂不贤于赧王之自献其邑而灭亡乎!」问:「孔子犹说着周,至孟子则都不说了。」曰:「然。只是当时六国如此强盛,各自抬举得个身己如此大了,势均力敌,如何地做!不知孟子柰何得下,柰何不下?想得也须减一两个,方做得。看来六国若不是秦始皇出来从头打迭一番,做甚合杀!」问:「王者虽曰不『杀一不辜,行一不义』,事势到不得已处,也只得如此做。」曰:「然。汤东征西怨,南征北怨,武王灭国五十,便是如此。只是也不唤做『杀不辜,行不义』。我这里方行仁义之师,救民于水火之中,你却抗拒不服,如何不伐得。圣人做处如此,到得后来,都不如此了。如刘先主不取刘琮而取刘璋,更不成举措。当初刘琮孱弱,为曹操夺而取之。若乘此时,明刘琮之孱弱,将为曹操所图,起而取之,岂不正当!到得临了,却淬淬地去取刘璋,全不光明了。当初孔明便是教他先取荆州,他却不从。」或曰:「终是先主规模不大,索性或进或退,所以终做事不成。」曰:「然。」又曰:「唐太宗杀诸盗,如窦建德,犹自得而杀之。惟不杀王世充,后却密使人杀之,便不成举措。盖当初王世充立越王于东都,高祖立代王于关中,皆是叛炀帝,立少主以辅之。事体一般,故高祖负愧而不敢明杀世充也。此最好笑!负些子曲了,更抬头不起。」又曰:「汉高祖之起,与唐太宗之起不同,高祖是起自匹夫取秦,所以无愧;唐却是为隋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