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者,理之得于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当为,而无为利之心,这意思便自高远。才为些小利害,讨些小便宜,这意思便卑下了。所谓崇者,谓德自此而愈高起也。」
问「先事后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则心便两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见,连那所做底事都坏了。而今一向做将去,不望他功效,则德何缘不崇!」
论「先事后得」,曰:「正如韩信背水阵,都忘了反顾之心,战必胜矣。」又云:「当思『先事后得』,如何可以崇德。」盖不可有二心。一心在事,则德自崇矣。」
亚夫问:「『先难而后获』,『先事后得』,莫是因樊迟有计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后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后得』如何可以崇德。盖做合做底事,便纯是天理。才有一毫计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个天理做将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这里做得一两分,却那里缺了一两分,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会崇。圣人千言万语,正要人来这里看得破。」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须是截断了外面它人过恶,只自检点,方能自攻其恶。若才去检点它人,自家这里便疏,心便粗了。
问:「子张樊迟『崇德、辨惑』之问,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张是矜张不实底人,故夫子于崇德,则告之以『主忠信,徙义』,欲收敛着实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恶人,只是好之恶之而已,未至于必欲其生,必欲其死处。必是子张平日于喜怒之间用心过当,故又告之以此。樊迟为人虽无所考,以学稼、学圃及夫子答问观之,必是个鄙俗粗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难后获』,此又以『先事后得』告之。盖鄙俗则有近利之意,粗暴则有因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
樊迟问仁章
樊迟未达者,盖爱人且是泛爱,知人则有所择,二者相反,故疑之。夫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者直」,便是仁。樊迟误认二句只是知,故见子夏而问之,子夏遂言之。至于「不仁者远」,然后仁、知之义皆备。
樊迟问仁,孔子答以「爱人」;问知,答以「知人」。有甚难晓处?樊迟因甚未达?盖爱人则无所不爱,知人则便有分别,两个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说得好:「『举直错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爱人。」曾解一部论语,只晓得这一段。
每常说:「仁知,一个是慈爱,一个是辨别,各自向一路。惟是『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方见得仁知合一处,仁里面有知,知里面有仁。」
「爱人、知人」,自相为用。若不论直与枉,一例爱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顿放得个仁也。圣人只此两句,自包上下。后来再与子夏所言,皆不出此两句意,所以为圣人之言。
文振说「樊迟问仁,曰:『爱人』」一先生曰:「爱人、知人,是仁、知之用。圣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迟,却不告之以仁、知之体?」文振云:「圣人说用,则体在其中。」曰:「固是。盖寻这用,便可以知其体,盖用即是体中流出也。」
或问:「爱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知之体告之?乃独举其用以为说。莫是仁知之体难言,而樊迟未足以当之,姑举其用,使自思其体?」曰:「『体』与『用』虽是二字,本未尝相离,用即体之所以流行。」
问:「『不仁者远矣』,谓不仁者皆为仁,则不仁之事无矣。」曰:「是。」
问:「『樊迟问仁、知』一章,焘看来,不惟治天下国家如此。而今学者若在一家一乡而处置得合义时,如此。」如「不仁者远矣」之类。曰:「这『仁、知』两字相须。但辨别得分晓,举错得是当,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乡曲处置得事是当,教一乡之人不至于争斗,即所以仁之也。」
子贡问友章
问「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须又教道得善,始得。」
问「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虽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则是未善也。」
朱子语类卷第四十三
论语二十五
子路篇
子路问政章
问:「『先之,劳之』,『劳』字既有两音,有两说否?」曰:「劳之以身,勤之以事,亦须是自家吃些辛苦,方能令得他。诗所谓『星言夙驾,说于桑田』。古人戴星而出,戴星而入,必是自耐劳苦,方能说得人。欲民之亲其亲,我必先之以孝;欲民之事其长,我必先之以弟。子路请益,圣人告之『无倦』。盖劳苦亦人之难事,故以『无倦』勉之。」
问:「『劳之』恐是以言语劝勉他?」曰:「如此说,不尽得为政之理。若以言语劝勉它,亦不甚要紧,亦是浅近事。圣人自不用说,亦不见得无倦底意。劳是勤于事,勤于事时,便有倦底意,所以教它劳。东坡下『行』字与『事』字,最好。」或问:「『爱之能勿劳乎』,有两个劳字?」曰:「这个『劳』,是使它劳。」谦之。
文振问:「注云:『凡民之事,以身先之,则虽劳不怨。』如何?」曰:「凡是以劳苦之事役使人,自家须一面与它做,方可率得它。如劝课农桑等事,也须是自家不惮勤劳,亲履畎亩,广录作「循行阡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