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甲、用田赋,变乱如此,岂得是周公法制犹存乎?」曰:「齐鲁初来气象,已自不同。看太公自是与周公别。到桓公管仲出来,又不能遵守齐之初政,却全然变易了,一向尽在功利上。鲁却只是放倒了,毕竟先世之遗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赋,犹使人来问孔子。他若以田赋为是,更何暇问。惟其知得前人底是,所以来问。若桓公管仲却无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不顾。」
问:「注谓『施为缓急之序』,如何?」曰:「齐自伯政行,其病多。鲁则其事废坠不举耳。齐则先须理会他许多病败了,方可及鲁。鲁则修废举坠而已,便可复周公之道。」问:「孔子治齐,则当于何处下手?」曰:「莫须先从风俗上理会去。然今相去远,亦不可细考。但先儒多不信史记所载太公伯禽报政事。然细考来,亦恐略有此意,但传者过耳。」
问集注云云。曰:「不独齐有缓急之序,鲁亦有缓急之序。如齐功利之习所当变,便是急处。鲁纪纲所当振,便是急处。」或问:「功利之习,为是经桓公管仲所以如此否?」曰:「太公合下便有这意思,如『举贤而尚功』,可见。」
问:「『施为缓急之序』如何?」曰:「齐变只至于鲁,鲁变便可至道。」问:「如此则是齐变为缓,而鲁变为急否?」曰:「亦不必恁分。如变齐,则至鲁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缓。至鲁,则成个朴子,方就上出光采。」
读「齐鲁之变」一章,曰:「各有缓急。如齐功利之习,若不速革,而便欲行王化;鲁之不振,若不与之整顿,而却理会其功利之习,便是失其缓急之序。如贡禹谏元帝令节俭,元帝自有这个,何待尔说!此便是不先其所急者也。」
问:「伊川曰『夫子之时,齐强鲁弱』云云。吕氏曰:『齐政虽修,未能用礼。鲁秉周礼,故至于道。第二十三章凡八说,伊川三说。今从伊川吕氏之说。伊川第二说曰:『此只说风俗。』以『至于道』观之,则不专指风俗,乃论当时政治,风俗固在其中。然又别一节事。又第三说曰:『言鲁国虽衰,而君臣父子之大伦犹在。』以鲁观之,其大伦之不正久矣。然礼记明堂位以鲁为君臣未尝相弒,而注家讥其近诬,则此说亦恐未稳。横渠谢游杨尹大抵同伊川,故不录。范氏曰:『齐一变可使如鲁之治时。』其意谓齐鲁相若,故以谓治时。齐之气象乃伯政,鲁近王道,不可疑其相若。看鲁秉周礼,可见。」曰:「所疑范氏说,亦无病。」
觚不觚章
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间有八角者。木简是界方而六面,即汉所谓「操觚之士」者也。今淮上无纸,亦用木写字,教小儿读,但却圆了,所谓「觚不觚」。古人所以恁地方时,缘是顿得稳。
第二十四章凡六说,伊川两说。今从尹氏之说。尹氏乃合伊川二说而为一说。范吕杨氏说亦正。伊川范氏谓不合法制,吕氏、杨氏谓失其名,其实一也。失其制,则失其名可知矣。谢氏是推说学者事。无答语。
井有仁焉章
问:「『可欺』是继『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继『不可陷』而言否?」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是就这一事说;『可欺不可罔』,是总说。不特此事如此,他事皆然。」
叔器曰:「宰我只知有个公共底道理,却不知有义。」曰:「不惟不晓义,也不晓那智了。若似他说,却只是个呆人。」因云:「宰我见圣人之行,闻圣人之言,却尚有这般疑,是怎生地?缘自前无人说这个物事,到夫子方说出来,所以时下都讨头不着。似而今学者时,便无这般疑了。」叔器又云:「圣人只说下学,不说上达,所以学者不晓。」曰:「这也无难晓处。这未是说到那性命之微处,只是宰我钝。如子贡便是个晓了通达底,所以说从那高远处去。」
问:「伊川曰:『宰我问,仁者好仁,不避难,虽告之以赴井为仁,亦从之乎?夫子谓,不然。君子可使之有往,不可陷于不知;可欺以其方,不可罔以非其道。』吕氏曰:『「井有仁焉」,犹言自投陷阱以施仁术也。己已自陷,仁术何施!当是时也,君子可往以思救,不能自陷以求救;可欺之以可救,不可罔之使必救。』第二十五章凡七说。明道两说。明道曰:『知井有仁者,当下而从之否?』此说恐未当。君子虽不逆诈,而事之是非晓然者未尝不先见也。岂有仁者而在井乎?虽有之,君子不往也。范氏亦曰:『井有仁,则将入井而从之。』盖此意也。『其从之也』,只合作从或者之言,不宜作从井中之仁也。谢氏谓宰我疑仁者之用心。观宰我之言,亦足以见其好仁之切,不宜深责之也。杨氏谓宰我疑君子之不逆诈,故问。观宰我之意,好仁之切,以谓仁者好仁,虽患难不避,故问。非谓疑其不逆诈也。尹氏用伊川说,故不录。范氏解『逝』字极未安,与下句『可欺也』不类。」谓君子见不善,可逝而去。曰:「所论得之。但此章文义,诸先生说不甚明,更详考之为佳。」
君子博学于文章
「博学于文」,考究时自是头项多。到得行时,却只是一句,所以为约。若博学而不约之以礼,安知不畔于道?徒知要约而不博学,则所谓约者,未知是与不是,亦或不能不畔于道也。
博文约礼,就这上进去,只管是长进。盖根脚已是了,所以不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