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差不齐之故，虽支离牵附，究何益乎？
方氏又讥今之度曲家杀声不用本律，不知在宋已然，沈存中所谓“诸调杀声不能尽归本律”是也。
（否!沈括的“不能尽归本律“指谱字的对应律，与杀声无涉）
杀声虽不归本律，而调之为调，不因杀声而改，则宫调之辨，不在起调毕曲，其理益明矣！
（否!调之为调，皆因杀声而改，杀声若不同，音阶即各异也!宫调之辨在此! 宫调之辨，既在杀声，而不在起调/毕曲，则起调/毕曲，不必合于杀声，有何不可？）
萧山毛(奇龄)氏曰，“设有神瞽于此，欲审宫调，不幸首声已过，必俟歌者自诉而后知之？”诚快论也。
（此结论不错!但真正原因是杀声本非曲调的起调/毕曲，而是音阶的起调/毕曲么!）
征调说第九
丝声以一弦为一均(旦)，犹之竹声以一管为一均，金石以一(ㄐㄩ\架)为一均也。
(一钟磬若十二律具备，又何止一均？作者以为的「均」，与乐界之认知，绝不相同!)
琵琶四弦，故燕乐四均，无征调也。
(凌廷堪所谓的均，似相当于苏只婆的旦，即何昌林之所称为纵均者，所以一旦是可以有四声调的，以西乐譬之，C旦就可有C大音阶与c小音阶两音阶，合称C旦。
同理林钟弦就有林钟(为)宫， 林钟(为)商， 林钟(为)羽， 林钟(为)角四音阶，此四音阶皆以林钟为宫，合称为林钟旦，但凌廷堪却称为征旦!矛盾)
然唐人乐器中有五弦弹者，能备五调，[杜氏《通典》谓之五弦琵琶]。
盖五弦则宫、商、角、征、羽五(声)调皆全矣！
元稹<五弦弹>诗云：
“赵璧(人名)五弦弹征调，征声f绝何清峭。”
[《乐府杂录》：五弦，贞元中有赵璧者妙于此技也。白傅讽谏有<五弦弹>，近有冯季皋。]
又张祜<五弦>诗云：
“征调侵弦乙，商声过指笼。”
皆云此器有征调也。
《新唐书乐志》：
“五弦如琵琶而小，北国所出，旧以木拨弹，乐工裴神符初以手弹。”
(故乐史谓手o琵琶者，初为五弦琶)
又，西凉伎、天竺伎、高丽伎、龟兹伎、安国伎、疏勒伎、高昌乐皆用五弦，亦此器也。
此器至宋初尚存，徽宗时，置大晟府，命补征调，其时在事如柳(永)耆卿、周(邦彦)美成辈，不过习于燕乐之抗坠，余则佐之以俗工，虽唐人五弦之器，亦不之知，元稹、张祜诗亦未之考，但借琵琶之黄钟宫弦妄为之，而住声(毕曲于)林钟，谓之征调，故丁仙现闻之，即讥其落韵也(因住声于林钟本无毕曲于林钟之意)。
又不能备七征，但有黄钟征而已。
案，(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云：
“(宋徽宗)政和间作燕乐，求征、角二均韵，亦不可得，有独以黄钟调均韵中为曲，而但以林钟律卒之，是黄钟视林钟为征，虽号征调，然自是黄钟宫之均韵，非犹有黄钟、以林钟为征之均韵也。”(因为征调是指下征音阶，与毕曲本无关。)
《姜白石集》<征招序>云：
“黄钟以林钟为征，住声于林钟，若不用黄钟声，便自成林钟宫矣。故大晟府征调兼母声，一句似黄钟均，一句似林钟均，所以当时有落韵之语。“
又云：
“此一曲乃予昔所制，因旧曲正宫<齐天乐慢>前两拍是征调，故足成之。虽兼用母声，较大晟曲为无病矣”。
[余皆论琴，与燕乐无涉、故不录。]
合二说观之，岂非宋人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之明证哉？
姜氏又谓征调无清声，只可施之琴瑟，
[琴之无射均即征调也]，
(以此也可见征调与均有关，而与毕曲无关!)，
难入燕乐。则亦不知唐人五弦之器有征调矣，甚矣解之难人索也！
夫借黄钟宫弦以为征调，虽住声(毕曲)于林钟，而其为黄钟宫声自若也。
(住声本无毕曲之意，世人都误)
即此，足见蔡元定起调/毕曲为某调之不足凭矣！
乃或者谓燕乐无征调，犹之<周官>三大乐无商声，则又与于穿凿
(将无关之事硬扯在一起牵强地解释)诬诞之甚者。
朱文公云：
“不知有何欠缺，做征调不成？”
朱氏不知乐，固自言之，(如清吴梅亦言：”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不似后人强不知以为知也！
燕乐以夹钟为律本说第十
或曰，蔡氏元定《燕乐书》[见《宋史.乐志》云：]“燕乐独用夹钟为律本。”此何说也？曰：此燕乐之关键！
初读之亦不能解，积疑至二十余年，渐有所悟入，始知蔡氏虽言之，亦不自知之也。
案，《唐书乐志》云：
“俗乐二十有八调，其宫调应夹钟(为宫之七均)之律，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