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又岂独刻书一事也哉。
○明南监罚款修板之谬明两监书板，尤有不可为训者。如南监诸史，本合宋监及元各路儒学板凑合而成，年久漫漶，则罚诸生补修。以至草率不堪，并脱叶相连亦不知其误。北监即据南本重刊，谬种流传，深可怪叹。吾不知当时祭酒司业诸人，亦何尸位素餐至于此也。或谓当时监款支绌，不得不借此项收入，略事补苴。且于节用之中而见课士之严肃，其立法未为不善。虽然，南监板片，皆有旧本可仿，使其如式影写，虽补板亦自可贵。乃一任其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兼之刻成不复细勘，致令讹谬百出。
然则监本即不毁于江甯藩库之火，其书虽至今流传，亦等于书帕坊行，不足贵重矣。
○明人刻书改换名目之谬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节删易名。如唐刘肃《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先少保公《岩下放言》，商维刻《稗海》本改为郑景望《蒙斋笔谈》；郎奎金刻《释名》，改作《逸雅》，以合《五雅》之目。全属臆造，不知其意何居。又如陶九成《说郛》，（《四库书目提要》子部杂家杂纂之属，《说郛》一百二十卷云：“周亮工《因树屋书影》称：南曲寇四家，有宗仪《说郛》全部，凡四巨厨，世所行者非完本。
弘治丙辰，上海郁文博改编百卷，窜改旧本，已非九成之旧。此本百二十卷，为顺治丁亥姚安陶所编，又非文博之旧矣。”）胡文焕《格致丛书》，（《黄记》校元本《宋提刑洗冤录》云：“胡文焕覆本，文理略同，殊多脱误，且改易卷第。”又云：“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即如此书，能翻刻之，可谓善矣，而必欲改其卷第，添设条目，何耶？”）陈继儒《秘笈新书》，（《四库书目提要》子杂家类，《野客丛书》三十卷、附《野老记闻》一卷云：“书本三十卷，见于自序。
陈继儒《秘笈》所刻仅十二卷，凡其精核之处，多遭删削。今仍以原本著录，而继儒谬本则不复存目。”）尤为陋劣。然《说郛》为后人一再改编，信非南村之病。胡文焕一坊估，无知妄作，亦不必论其是非。独《秘笈》全出于欺世盗名，其智计与书帕房卷何异，否则岂有自命文人，而为此诬乱古人疑误后学之事者。此明季山人人品之卑下，即此刻书而可见矣。
○明人刻书添改脱误宋刻书遇脱字，添补字行之傍，或二字并作一格。吾见张┉所撰《诸葛武侯传》大字宋刻本如此，明仿南宋八行十七字本《两汉书》亦然。南宋有两刻本，一为嘉定戊辰建甯书铺蔡琪一经堂刻，一为无元号年月白鹭洲书院刻，皆重刻北宋嘉本。是脱字添改，在宋初已有之。明时有甘复《山窗馀藁》一卷，《黄记》云：“此刻遇衍字，加点于旁，或即以所改字注于旁，遇脱字亦如之，此法甚善。古书每行字不齐，故有时挤下几字拔疏几字以迁就之，从未有如此刻例之旁注者。
吾谓刻书之法，此可取，则省修板剜损之虞，且古帖有如此刻者，何独不可施诸书耶。”吾谓黄氏亦过于好古之言，究竟刻书首在凝神校勘，以免脱误。如宋本之一格两字，苟其书文法甚古，几何不使读者致正文注文之不分乎？（经史子部，多有此病。）至误字添改于旁，尤有刺目之害。黄氏言古帖有如此者，不知古帖或由原本真迹，不可改┢，或由重刻裁行，致有夺字。然《兰亭》因“曾不知老之将至”，夺“曾”添“曾”，于“曾”傍加“亻”，后遂误“曾”为“僧”。
怀素《千文》，“律召调阳”，因草“召”如“吕”，今竟讹“召”为“吕”。安得考碑帖者人人如翁覃溪，读古书者人人如王怀祖。黄氏所言，殆不可为训矣。
○明许宗鲁刻书用说文体字明嘉靖间，闽中许宗鲁刻书，好以《说文》写正楷，亦是一弊。吾家有《国语》韦昭注一种，板心有“宜静书屋”四字，望之殊为古雅。然宋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字画一条云：“其有骇俗者，则通之以可识者。”注：“谓如‘[B084]’之为‘宜’，‘[B16J]’之为‘晋’之类，皆取石经遗文。”又云：“非若近世眉山李肩吾从周所书《古韵》及文公《孝经刊误》等书，纯用古体也。”可知刻书字贵通俗，在宋已然，何况今日。
许氏于嘉靖七年刻《吕氏春秋》，亦系古体字。毕氏沅经训堂校刻吕书，其引据诸本目列之第三，云：此从宋贺铸旧校本，字多古体。是毕氏直以许刻源本宋椠，而不知其自我作古也。顾此亦嘉靖间风气如此，吾藏嘉靖十年陆钺刻《吕氏家塾读诗记》，亦系如此。在明人则又过于好古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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