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陶九成《辍耕录》：至元十三年，大兵回扬州，丞相伯颜号令搜检将士行李，所得撒花银子，销铸作锭，每重五十两，归朝献纳，后朝廷亦自铸。至元十四年重四十九两，十五年重四十八两。据此，则金、元币制，一锭银皆五十两为率。《金陵志》刻价果以五十两一锭计算，则需实银七千一百柒十玖两捌钱九分玖，是每卷合用银四百四十馀两。古今刻书之工，恐未有贵于此者。即以五两一锭计算，亦需实银七百四十四两捌钱玖分玖，以十五卷之书似不应有如许刻价。
岂当时浮支冒领，亦如今日各省书局之不实不尽乎？元政不纲，于此可见。然一代刻书之费，全出于学院钱粮，则元代学粮之富足，又为唐宋所未有矣。
○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世传闽中刻《五经四书》，首有提刑按察司牒建甯府云：“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照得《五经四书》，士子第一切要之书，旧刻颇称善本。近时书枋射利，改刻袖珍等版。款制褊狭，字多差讹，如‘巽与’讹作‘巽语’，‘由古’讹作‘犹古’之类。岂但有误初学，虽士子在场屋，亦讹写被黜，其为误亦已甚矣。刻本司看得书传海内，板在闽中。若不精校另刊，以正书枋之谬，恐致益误后学。
议呈巡按察院详允会督学道选委明经师生，将各书一遵钦颁官本，重复校雠。字画句读音释，俱颇明的。《书》、《诗》、《礼记》、《四书传说》款识如旧，《易经》加刻《程传》，恐只穷本义，涉偏废也。《春秋》以《胡传》为主，而《左》、《公》、《谷》三传附焉，资参考也。刻成合发刊布，为此牒仰本府著落当该官吏，即将发出各书，转发建阳县。拘各刻书匠户到官，每给一部，严督务要照式翻刊。县仍选委师生对同，方许刷卖。书尾就刻匠户姓名查考，再不许故违官式，另自改刊。
如有违谬，拿问重罪，追版毁，决不轻贷。仍取匠户不致违谬结状同依准缴来。嘉靖拾壹年拾贰月□□日，故牒建甯府。”按：此牒载所刻《春秋》四传，又载《礼记集说》，见丁志，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而建甯匠人之盛，自宋以来至明五六百年，流风不坠，观于此牒，亦可想其专精雕镂矣。
○明时书帕本之谬明时官吏奉使出差，回京必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世即谓之书帕本。语详顾炎武《日知录》。王士祯《居易录》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权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宋王琪守苏州，假库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
”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郡斋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低价贱，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
○明人不知刻书吾尝言明人好刻书，而最不知刻书。郎瑛《七修类稿》云：“世重宋版诗文，以其字不差谬。今刻不特谬，而且遗落多矣。予因林和靖诗而叹之，旧名止曰《漫稿》，上下两卷，今分为四卷。旧题如‘送范寺丞仲淹’今改为‘送范仲淹寺丞’者最多，已非古人之意矣。今拾遗，‘和运使陈学士游灵隐寺’古诗四章，宋刻首篇者也。今仅律绝多，而遂以此为拾遗可乎。”（《丁志》影宋本《和靖先生诗集》二卷下，引之不详。）然不独林集为然也。
《四库书目提要》集部诗文评类：“《诗话总龟前集》四十八卷、《后集》五十卷，宋阮阅撰。案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序曰：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则此书本名《诗总》，其改今名，不知出谁手也。此本为明宗室月窗道人所刊，并改其名为阮一阅，尤为疏舛。其书《前集》分四十五门，所采书凡一百种；《后集》分六十一门，所采书亦一百种。分类琐屑，颇有乖于体例。前有郴阳李易序，乃曰：阮子旧集颇杂，月窗条而约之，汇次有义，棼结可寻。
然则此书已经改窜，非其旧目矣。”是虽天潢刻书，亦不可据。今阮氏原本已归缪氏艺风堂，卷帙完全，与月窗所刻者迥别。以较《提要》所指摘者，皆非原书之文。可知朱明一朝刻书，非仿宋刻本，往往羼杂己注，或窜乱原文，如月窗之类，触目皆是，不仅此二书然也。嗟乎，明人虚伪之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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