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同耳，道本无方无体，人之求之也，则有其方，以悟其体；
是犹行路，或车或马或步行，其行一也；所以行不同也，故各易各有其方，以明其用；在太上之时，道至简，事至略；人朴物醇，生计至易；
故象之者，亦直朴无文，而见道亦真；其后则渐降渐变，渐繁而文；而象之者，随之而异；故易自古入今，自简趋繁，人事使然；道之为道，固未改也。
故一易之用，为应时之需；时之不居，易亦必变，此易之所以为易也；
伏羲之易，名为先天，义为修道，政尚虚静，教崇纯朴，其时然也；
神农黄帝以迄尧舜，生息日众，世事日新；政日以备，教日以详；善恶以明，吉凶斯判；故其易亦由简而繁，其用由纯而杂；
尧舜之后，文胜于质，政明于教；礼备于德，事增于物；变化既多，气数以分；于是三代之易，更张其旧，名适时宜，以为新制；
至文王而变益异，时势既迫，事物乃非；道晦不明，教亡不复；政失其纪，俗失其常；善不敌恶，吉不侔凶；君子道消，小人在位；易道至是穷矣！
穷则必变，敝则必革；此汤伐桀之时也；
文王师之，以变为新易，而寓教于卦象焉；故周易者，革旧改新，正教明道者也；
当时晦塞，值身穷因，而欲为此挽回教政，光复道德，其非易事。盖可知矣。故其为象曲折反复，为辞宛委丁宁；
一变前日之作，而成独有之制；此其与伏羲之旧大殊，与连归之辞亦异；而成一后天之易也。
盖文王之易，与时相宜；后天者，奉时也；本无先后天之名，以别于伏羲，故曰后天；以能奉天时，故曰后天；其实易一也，
用异耳；若分先后，则文王以前者，皆宜先之；伏羲以后者，皆宜后之；而独先伏羲后文王者，以二易足尽易之体用耳。
若推而言之，则连、归各易，皆后天也；以其明伏羲之变，同于周易也；
不过归藏出，而连山亡；周易成，而归藏息；时之既易，易亦随之，由历代之文物考之，则连归可备参证；
若以时之宜，变之极，明易之道，为后世之则；则唯周易足与伏羲表里，取周易而他易其中矣！ 此夫子以周易为轻。而博搜各易之义为传也。
周易之用，为救时明道，而本于易之原旨；易者以六爻三极，合天地人者也；天道阴阳，居上两爻；地道刚柔，居下两爻；人道仁义，居于中央；此名三极，以人道为纲；
故三四爻，人之位，善恶之门，吉凶之途，皆在是焉；人为天地之中，道之所存，时之所依；教政所出，生化所成；
故天地之道，依人而明，时之敝，依人而新，教政之失，依人而复振；仁义之不讲，时之乱也；教政之不明，人之责也；唯人能理乱救亡，正失止敝。
故圣人则之，以负其任；而文王适逢之，乃明易之变，而济道之穷；
以教寓于象，而济道之穷；以教寓于象，以心存于卦；
故其易与前异者，应夫时也。道之不明。时之所为；时之不回，则人心失所主，而变生焉；变之乱者，时之咎也；变之治者，人之功也；人应时而为变。变乃通，通乃道；
故道在时，而圣人乃能用时；用时变时，是曰时中；道之存也，时之隆也，则守其常；道之晦也，时之污也，则达其变；唯变乃复于中道，而道乃明。
圣人在因时明道，非守死而忘时也；乃因时而变之，以存亡正失也；
故文王之易在于是，其意若曰；伏羲之易，经常之道，不可变也；时无明之者，易乃日晦；必以变而新之，则前者益光大；
其义取在革卦，革以去故。言去时之污也；而其用取之鼎卦，鼎取新也；言新易之道，而光大伏羲之制也；
故其序以往复循环为则，以吉凶相对，善恶相当；明世道之无往不复，而人心无时不动；必以善制恶，以新革故，以成循环之数，而复归于道；此则文王之易所以异也。
夫连、归递嬗，夏商异代；其政教不一，制度各殊，故文王因之；而鉴于二者，成其新作，存其所长；尤能揭二代之善制，合两易之成规；以开有周之政教，为尽美尽善之礼乐制度；此夫子有从周之叹也！
故文王之易，为易道之大明；其旨在变，变以复道；乃宜于时之敝，道之衰，教之亡，政之失也；
故夫子独取之，以鉴于周道之微；春秋之乱，非重新易教，不克以复尧舜文王之道，而续伏羲神农黄帝之德也。其意见于杂卦焉，苟有明哲之主，而取用之；以新政教，振仁义；以尽人道，合乎天地之原旨；而因时推变，以孚革故鼎新之义；则文武之治，周初之礼乐制度，固当复见于世。
则夫子老安少怀之志，大同之愿，时中之智，皆将见于行事，非复微言之拟，文章之可知而已；
观夫杂卦传末云：「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云云，盖已自言其效，或者他日必验于世；时乎时乎，吾知之矣！运之流行，宁无极乎 ！ 请留吾言，以待后人之证之也。
亚圣讲述(二)——孟子
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