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故曰皇建其有极。
阴阳皆自内始生，穷外而尽，观四时之寒暑相推，万物之荣枯生死可见。《河图》 《洛书》上三数象天，中三数象人，下三数象地，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建中和，故归重于五皇极焉。
案 吴氏三条，于图书卦畴，深有发明。所谓无极有极云者，则《易》、《范》之第一义也，其以先天图合《河图》，语尤真切。圣人所谓则之者，为其理之符契耳，岂必规规于点画方位而求密合哉！《洛书》以四正之参数象天，四隅之两数象地，中宫之合数象人，吴氏分三重者，似亦本于《大戴礼》子华子之说，然今以《洪范》考之，盖始于一二三，中于四五六，终于七八九，而各以相天道，建主极，协民居，为之先后次第，自日用饮食修己治人之近，层累增高，至于上下同流而后已焉，皆所谓得其理而不规规于点画方位以求密合者。大抵《易》卦以八为节，其根起于两仪也，《范畴》以九为节，其根起于三才也，知《易》、《范》所起之根，则知“图书”所蕴之妙矣。
曰：《洛书》而虚其中，则亦太极也，奇偶各居二十，则亦两仪也，一二三四而含九八七六，纵横十五而互为七八九六，则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为乾坤离坎，四隅之偏，以为兑震巽艮，则亦八卦也。《河图》之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则固《洪范》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畴之子目也，是则《洛书》固可以为《易》，而《河图》亦可以为《范》矣。且又安知“图”之不为书，“书”之不为“图”也邪！曰：是其时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寡，然其为理则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图”，而初无所待于“书”，《范》则大禹之所独得乎“书”，而未必追考于“图”耳。且以《河图》而虚十，则《洛书》四十有五之数也，虚五则大衍五十之数也，积五与十，则《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则又皆大衍之数也。
《洛书》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为大衍之数矣，积五与十，则得十五，而通为《河图》之数矣，苟明乎此，则横斜曲直，无所不通，而《河图》、《洛书》，又岂有先后彼此之间哉！
原卦画第二朱子答袁枢曰：伏羲之《易》，初无文字，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而天地万物之理，阴阳始终之变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传》，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易》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画卦之所由，则学者只从中半说起，不识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类，皆本伏羲画卦之意。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亦分两义，伏羲在前，文王在后。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大传》又言包羲画卦所取如此，则《易》非独以《河图》而作也，盖盈天地之间，莫非太极阴阳之妙，圣人于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于其心矣。故自两仪之末分也，浑然太极，而两仪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于其中。自太极而分两仪，则太极固太极也，两仪固两仪也，自两仪而分四象，则两仪又为太极，而四象又为两仪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于百千万亿之无穷。虽其见于摹画者，若有先后而出于人为，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势，则固已具于浑然之中，而不容毫发思虑作为于其间也。程子所谓加一倍法者，可谓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又可见其真不妄矣，世儒于此，或不之察，往往以为圣人作《易》，盖极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谓凡卦之画，必由蓍而后得，其误益以甚矣。
集说 谢氏良佐曰：尧夫《易》数甚精，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
朱子答虞大中曰：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此乃《易》学纲领，开卷第一义，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孔子而后；千载不传，唯康节明道二先生知之，盖康节始传先天之学而得其说，且以此为伏羲之《易》也。《说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图”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节犹不肯大段说破《易》之心髓全在此处。不敢容易轻说，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为加一倍法，其发明孔子之言，又可谓最切要矣。
《易》有太极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形器已具，而其理无联之目，在《河图》、《洛书》，皆虚中之象也。周子曰：“无极而太极。”邵子曰：“道为太极。”又曰：“心为太极。”此之谓也。
案 太极之在《易》书者虽无形，然乾即太极也，偏言之，则可以与坤对，亦可以与“六子”并列，专言之，则地一天也，“六子”亦一天也。故程子曰：夫天，专言之则道也，以形体言谓之天，以主宰言谓之帝，以妙用言谓之神，以性情言谓之乾，其言可谓至矣。虽然画卦之初亦未有乾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