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对某些疾病的疗效而各有所长。故认为：虽然按人体左、右、阴、阳、正、负升降的机理为调治的总纲、并可研究各门医科的“正确治疗方法”，其药品的组成定会各有所不同。但调治阴阳升降的道理却是一致的。以上“四例”调治阴阳的用药拟方：可作为调治阴阳升降、用中药治病处方的型式，但亦是呆板的方案举例，是不足为用的。
如要做到正确的用药处方治病，还应当从阴、阳脉象的寸、尺不足或有余的基础上，再结合辨清浮、沉、迟、数、缓、紧、大、小、滑、涩等脉象，以确定阴、阳、表、里、寒、热、虚、实之后，才能遵照古圣人所倡导的正确调治方案：而“寒者热之、热者寒之、温者清之、清者温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等等有原则性的调治方药。至于用药的定量，“除含剧毒性药物”应当以一般的定量外，其他性质的药物，可根据病人脉象的高、中、低强弱等，来决定大、中、小多少适宜的药物用量。
例如谱曲，只用1、2、3、4、5、6、7七个音符，但作曲家能灵活、巧妙地利用其高、中、低音度的变化，配合不同的“主题意义”的音律与节奏、而能变化出千万条不同的歌韵。医者亦然，但就患病者脉象的甚、微差别而灵活地掌握多、少不同的药物用量、亦可取得非常广泛的效果。例如张仲景医圣的“‘桂枝汤方”、在原汤方的基础上，加重芍药三两，仅加入一味属生活物质的“饴糖”，即变化为“建中汤”。就证明增加一点“芍药”的比重差别，即将一个治“外感”的方剂，而转变为疗“内伤”的方药。
所以仲景医圣虽然用药品极少、但变化多。笔者多年以来，观察发现当前中、西医治病用药有不足之处。中医由于对人体左、右“十二经脉”的道理不明，而临床经验不足的中医、在用药治病的处方中，因没有“原则性的阴阳运动机理”作指导，所以也难免有不当之处。西医利用现代医疗仪器，可以检察出人体器官及各组织的病灶，但由于不知“十二经脉”和阴阳五行的道理；故用药只对准有形质的病灶进行治疗，却没有关照到“无形”的“十二经脉”之整体阴阳的机能与能量，虽治疗许多疾病有速效，但往往有付作用或不良反应。
所以，唯有将中、西医的医理、医术、医药结合起来，各取所长、互相利用，才是比较完美和理想的治病方针。如果没有“真理”，便难立出“真法”。笔者现已经述了人体“十二经脉”的机理，望医学界的同仁，利用现代科技实验，探索出药物在人体阴阳经内所发挥的正运或反运作用，以研制出治疗各科疾病的特效药。二十六、中西医结合提高疗效的唯一途径人体“十二经脉”的感应性非常敏感，如缓慢进展性的疾病，当病人本身还未感觉到有疾病症状时，
“十二经脉”先已生病而产生了明、阳经脉不平，在病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我们人体的感觉器官才感到自身有了病。按古人有“治未病之说”以具两种含义：一是在患者还未有感觉到有病之时，而医者在诊候中已发觉到患者有了阴阳经脉偏差而给予及时的调正。二是如肝木有病，知道易传脾土，在治疗上当注重实脾以防其传。故曰：“治未病”。笔者曾常见到有的病人到医院里通过各项医科仪器检察、化验、都察不出任何疾病的现象，但患者本身又确实感到有病。
经我通过“两脉口及两人迎”的诊候，即能发现患者的阴、阳经脉不平衡，经过调治而到达阴、阳平衡之际，其患者即觉得自身的疾病消除。由此，才了解到，现代仪器检察疾病，只能诊断出有形有质肌体内外的器质病变，以及有化验数据的病变，但对一部分因“十二经脉”无形象之机理病变却难以诊断出来。因此，能证明十二经脉的正负机理、是诊疗疾病的“本中之本”，而肌体内、外形质的疾患变态乃是“本中之末”。如果遗弃祖国医学中“十二经脉”的本源基理，在辨证论治中就易于导致迷惑。
据现代医学观察人体之内亦有两种相对立的结构，在运行生理形态及病理形态，而在生生化化衍变无息，却不知皆发源于这无形无象之“十二经脉”正负机理的潜能。我们祖国医学虽具备了这最本源最高深的中医体系理论，但在利用科学化的现代医疗条件上又远远不及西医。例如西医的输液、输血、输氧等，都是西医治疗最优良的疗法，利于急性病及垂危病的救治。但西医治疗慢性疾病在疗效上又远远比不上中医，如长期服用西药。甚至还有不良的药物反应。
因为一些慢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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