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风也寒也暑也，无不可合，故治湿者须察其相合，治暑者亦必审其有无兼湿，庶无遗憾也。然湿热之病为独多，而变证甚易，疗治颇难。惟香岩先生之法，可谓空前绝后，学人宜奉为金科玉律也。（注）暑也湿也，皆五气之一也。暑属火，湿属土，各居五行之一。火土合德，故暑湿每易相兼，亦理之常也。若谓暑中有湿，是析一行为二也；若谓湿热合而始为暑，则并二气为一也。岂五行之理未知，而五气之名未闻乎？自误误人，莫此为甚。温病、热病、湿温病，治不得法，皆易致死。
流行不已，即成疫疠。犹之治盗不得其法，则贼党众而为流寇也。因热气、病气、尸气互相胶葛，即成毒疠之气而为疫，岂真天地之间另有一种异气哉？故疫之流行，必在都会人烟繁萃之区，若山乡僻壤、地广人稀之处，从无大疫。如果另是一种不正之气，何必择地而行哉？其盛行于兵荒之后者，兵荒之死亡，亦在人烟繁萃之区也。盖人气最热，纪晓岚先生杂诗云：万家烟火暖云蒸，销尽天山太古冰。自注曰：迪化自设郡县以后，婴儿出痘与内地同。盖彼处气候极寒，数载以来渐同内地，人气盛也。
于戏！纪氏此言可谓先得我心。夫上古无痘，至汉始有，今则罕有不出痘者矣。何也？生齿日繁，地气日热，所以古人最重伤寒，今世偏多温热也。费建中以治疫之法治痘，岂非千古只眼？治疫之法，惟清热、解毒、宣气六字为扼要，而宣气尤为首务，未有气不宣而热能清、毒能解者，质诸宗匠，然乎否耶？（注）温病虽能成疫，而治温治疫有殊。吴又可混同论治，未免粗疏，且不知暑热亦能成疫。乾隆甲子，都中暑疫，热死者无算。徐后山《柳崖外编》尝言之。
嗣有余师愚专论热疫，惜其书未甚流行耳。（校）宣气之法，不但用药为然，如衣被宣洁净，饮食宜澹泊，卧房宜宽绰，窗户宜开爽，侍人勿杂，灯火少燃，清风徐来，疫气自然消散，反是则热气、浊气益为疫气树帜矣。病家医家，皆宜识此。（刊）痘为疫气。万密斋、王勋臣皆知之；疹为疫气，惟余师愚知之，故所着书名曰《疫疹一得》。治疫专用大剂石膏，晓岚先生目击其技之神，加载《阅微草堂笔记》。道光间，归安江笔花宗其法，《医镜》载尝治一时疫发斑，用石膏至十四斤而斑始透，因叹师愚之道为不孤。
曩客东瓯，适多温证，而彼处风俗，病戒谷食，专啖番薯。余谓温邪初发，如何可食实脾补气之物。土人以为相传如是，不之听也。且医者用药，辄尚温补，遂致死亡接踵，百无一生。人皆谓之天行时疫，余叹曰：此药酿为疫，非天有不正之气，乃人有不正之治耳。当名其病曰药疫。比至宜黄。杨素园明府述江西飞尚亦类是。然则天下之大，疫疠之频，吾恐酿成于药者，不止所见所闻之两地也。比之养成寇患，的是确喻。寒暑燥湿风，乃五行之气合于五脏、行于四时者也。
惟火旺于夏，特以暑称。暑字从日，明其为烈日之气炎炎在上也。然三时之暖燠，无非离照之光，因不可以暑称，故有六气之名焉。其实火即暑之焰，犹水即寒之质耳。非五气外另有一气也。而人之火病独多者，以风寒燥湿悉能化火，五志过动无不生火，何报之先生论之甚详。愚谓此皆不可以暑称者，故圣人于五气之下赘一火字，其旨深矣。若以五行论，言暑则火在其中矣，而医者往往不知，故反复述之。（注）何氏论火云：丹溪谓气有余便是火，此一火也，治宜清凉；
气不足亦郁而成火，东垣所谓阳虚发热也，又一火也，治宜甘温以补其气，少佐甘凉以泻其火，外感暑热燥气，增助内气成热，此一火也，治宜甘润清凉，外感风寒湿气，闭郁表气成热，亦一火也，治宜辛温发散；内伤饮食辛热之物，致火得热愈炽，此一火也，宜用苦寒之剂消导之；内伤饮食生冷之物，致火彼遏愈怒，又一火也，治宜辛热之剂消导之，肾水虚，致令下焦之火上炎，此一火也，治宜六味丸之类补水制火，此水涸火炎之证，上下皆热，医者动用桂、附，辄云引火归元，不知引归何处，以致酷烈中上，烁涸三阴，杀人如麻，为祸甚火；
肾阴盛，逼其浮游之火上升，又一火也，治宜八味丸之类引火归元，此下寒上热之证，故用附、桂补火，不可误投于阴虚证也。（校）上论六气。君子观夫劳字，可得治劳之法。况《难经》、《金匮》论之最精，《理虚元鉴》阐发甚详，读此三书已无遗义。虽脉大为烦劳伤阳，可用参、、术、草甘温以除大热，脉迟为冷劳，可用姜、桂、雄、附辛温以振残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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