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火日衰而湿日盛，肾不能久留，仍传出于脾。前酒之湿未去，新酒之湿又来，于是湿盛而热亦盛，脾不受热之益，专受湿之害，故经年经月而作泻也。治法必须大补脾肾，而后解其湿热之毒。方用解酲止泻汤∶白术（一两）山茱萸（一两）茯苓（一两）柞木（五钱）黄连（三、五分）白芍（五钱）附子（一分）水煎服。此方脾肾双补之药也。用柞木、黄连以解其酒毒，用苓、术以消其水湿，用芍药以敛其耗脱之阴，用附子一分引群药入肾，以扫荡其湿热，而非助其命门之虚阳也。
但此方必须多服为佳。盖酒湿之泻，甚难建功。以湿热入肾，最不易出。或十服之后，改汤剂为丸，朝夕服三月，可以全愈矣。此症用萸柞汤亦效。山茱萸（一钱）柞木枝肉桂五味子（各二钱）山药茯苓（各一两）水煎服。十剂愈。人有无端一时作泻，腹痛不可止，面青唇黑，几不欲生，肛门之边，宛如刀割，大泻倾盆，人以为火泻也，谁知是受毒而作泻乎。夫毒必有所由来，非漫然而作泻也。
或食瓜果，或饮凉水，或斟隔宿之茶，或吸露天之酒，或游神庙阴寒之地，或探古洞幽暗之方，或贪卧于湿处，或加餐夫树间，或饕牛羊自死之物，或吞禽鸟难化之肉，皆能受毒而发泻。虽毒受于腹中，泻出于肠外，非必死之症。然腹疼欲死，乌可无药以救之耶。救法于解毒之中，而辅之泻毒之品，因势利导，祛毒更神。方用化毒神丹∶生甘草（五钱）大黄（一两）丹皮（五钱）当归（一两）雷丸（三钱）蒲公英（五钱）水煎服。一剂而所中之毒无不尽出而愈，不必二剂。
此方生甘草、蒲公英以解毒，合之大黄、雷丸则祛毒而无太刚之惧，扫毒而无过滞之忧，又得当归、丹皮以助之，但逐毒之秽，而不损肠之阴，非孟浪以用之也。此症用雷轰丹亦神效。雷丸红花甘草（各二钱）白芍车前子（各五钱）泽泻猪苓（各二钱）水煎服。人有面黄体瘦，善食易饥，不食则痛，日以为常，一旦大泻，连虫而下，如团如结，血裹脓包，人以为虫泻也。然虫之生也，生于湿，虫之养也，养于水谷也。善食者，虫食则易消；易饥者，虫饥则易饿也；
不食则痛，虫无食以养，则啮人肠胃。岁月既久，虫以生虫，竟将肠胃之间变成巢穴，饮之食之而不肯散，团结包裹，何肯遽出哉？且所用之饮食，供虫而不足，何能生津化液，以养五脏七腑乎？自然脏腑之气衰，而胃气亦渐弱矣。胃弱则脾亦弱，胃弱则食必减而不能入，脾弱则食难化而不能出，久则胃寒而脾亦寒，脾胃寒冷，则虫苦无藏身之地，偶将热汤、热水乘机下遁而大泻。一虫既行，众虫无止遏之势，成群逐队而下，团结于脓血之内，势之所必至也。
治法乘虫之迁徙，而大下之，则肠胃无留余之蚀。然而下之过甚，必至损伤脾胃。于攻之中用补，则正气得养，虫亦尽除，两益之道也。方用扫虫汤∶人参（五钱）白术（一两）大黄（三钱）白薇（三钱）百部（三钱）甘草（一钱）乌梅（一个）水煎服。一剂大泻虫尽出矣，不必二剂。服此药后，用四君子汤调理而安。夫此汤虽曰扫虫，实补脾胃以生气。腹中生虫，至于如许之多，其伤损脾胃者，非一日矣，似宜单补而不用攻，然虫既大出，不用攻虫之药，惟用补剂，则脾胃之气回，而虫亦回矣，反留为后日之害。
故因其自出之时，即用祛虫之药，虫不敢贪补而流连也。况攻之中，仍有补剂，但泻虫而不耗气，是攻补并用，且善后得宜，安得不收全功哉。此症用追虫丹亦神。甘草枳壳雷丸（各一钱）黄连百部槟榔（各二钱）人参使君子肉（各三钱）白术（五钱）水煎服。人有脏腑不调，久泻不愈，人以为洞泻也，谁知是肝乘脾土，湿气下行之故乎。夫肝属木，最能克土。然而土旺则木不能克，木平则土不受克。惟肝木既旺，而土又过衰，则木来克土，而土之湿气难安矣。
人身之脾土易衰，肝木复易旺。肝木能旺，非肾水生之而旺也，大约得之怒与谋虑者居多。大怒则肝叶开张，过于谋虑不决，则失于刚断，而躁妄之念生，皆能使肝气之旺；旺则肝气不能发泄，必致乘脾。脾乃湿士，畏肝之克，气不上升而下降，遂致成泻。人之怒气不常，而谋虑无已，肝亦乌能平，而泻又乌有止期乎。治法平肝以泻水，则泻可止也。古人有用上涌之法而效者，有用下泄之法而亦效者，然皆非善法也。方用平泻汤∶芍药（二两）茯苓（一两）白术（二两）水煎服。
一剂肝气平，二剂洞泻止，三剂不再泻矣。此方用芍药以平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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