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后固其墙垣。未有盗贼未去，而先固其墙垣者。或云补药托邪，犹之增家人以御盗也。是又不然。盖服纯补之药，断无专补正不补邪者之理，非若家人之专于御盗也。是不但不驱盗，并助盗矣。况治病之法，凡久病属虚，骤病属实。所谓虚，谓正气虚也；所谓实者，谓邪实也。中风乃急暴之症，其为邪实无疑。天下未有行动如常，忽然大虚而仆者，岂可不以实邪治之哉？其中或有阴虚阳虚，感热感寒之别，则于治风方中，随所现之症加减之，汉唐诸法俱在，可取而观也。
故凡中风之类，苟无中脏之绝症，未有不可治者。余友人患此症者，遵余治法，病一二十年而今尚无恙者甚多。惟服热药者，无一存者矣。徐灵胎曰∶病有一定之传变，有无定之传变。一定之传变，如伤寒太阳传阳明，及《金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之类。又如痞病变臌，血虚变浮肿之类，医者可预知而防之。无定之传变，或其人本体先有受伤之处，或天时不和又感时行之气，或调理失宜更生他病，则无病不可变，医者不能预知而为防者也。总之，人有一病，皆当加意谨慎，否则病后增病，则正虚而感益重，病亦变危矣。
至于既传之后，则标本缓急，先后分合，用药必两处兼顾，而又不杂不乱，则诸病亦可渐次平复，否则新病日增，无所底止矣。至于药误之处，正复多端，或过于寒凉而成寒中之病，或过服温燥而成热中之病，或过于攻伐而元气大虚，或过于滋润而脾气不实，不可胜举。近日害人最深者，大病之后，邪未全退，又不察病气所伤何处，即用附子、肉桂、熟地、麦冬、人参、白术、五味、萸肉之类，将邪火尽行补涩。始若相安，久之气逆痰升，胀满昏沉，如中风之状，邪气与元气相并，诸药无效而死。
医家病家，犹以为病后大虚症所致，而不知乃邪气固结而然也。余见甚多，可不深戒？尤在泾曰∶中风者，风从外入，天地之邪气也；类中风者，风自内生，肝脏之厥气也。肝之生气，暴而病速。肝气既厥，诸气从之，诸液又从之。诸气化火，诸液化痰，辐凑上焦，流溢经络，如风雨之骤至，如潮汐之骤涌，而不可当也，岂特如景岳所谓气血虚败而已哉。昔贤于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气虚，诚俱有之。余惜其终属模糊而未肯綮也。热风，热化为风也。
患人头目昏眩，口痛鼻燥，热气出，微恶风，时时有热是也。是虽辛凉，不能解之。孟诜说∶患热风人，宜食牛乳，谓其气味甘寒而性濡润，能使肌热除而风自熄。求之草木，芦根、蔗浆、梨汁之属，性味相似，亦《内经》风淫于内，治以甘寒之旨也。肝阳化风，逆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胆之络，左体麻痹，心膈痞闷，所由来也。而风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气逆、鼻衄等症。此得之饥饱劳郁，积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气，非旦夕可图也。
羚羊角、橘红、白术、枳实、天麻、半夏、茯苓、甘草、麦冬。张石顽治一人，汗出偏沮，脉来不柔，时自歇止。肝阳有余，而胃阴不足，于是稠痰浊火，扰动于中，壅滞于外。目前虽尚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智者见微知着，自当加意调摄为佳。人参、石斛、南枣、半夏、茯苓、炙草、麦冬、丹皮、小麦。黄履素曰∶三生饮，施于中风之寒证妙矣。或有虚火冲逆，热痰壅塞，以致昏颠仆者，状类中风，乌、附非所宜服。立斋治王进士虚火妄动，挟痰而作，急灌童溺，神思便爽。
（案见江选。）予从弟履中，年方强仕，以劳心忧郁，忽然昏，痰升遗溺，眼斜视，超时不醒，竟类中风，灌以童便而苏。此等皆火挟痰而作，断非三生饮可投，并姜汤亦不相宜。（雄按∶不但三生饮不可服，虽当归、枸杞之类亦不宜用。余治顾听泉案可参。）同一卒然昏，而所因不同，须细审之。《太平广记》载梁新见一朝士，诊之曰∶风痰已深，请速归去。其朝士复见州高医治，赵鄂诊之，言疾危与梁说同。惟云只有一法，请啖沙梨，不限多少，咀嚼不及，绞汁而饮。
到家旬日，根据法治之而愈，此亦降火消痰之验也。（雄按∶《资生经》亦云∶凡中风，由心腹中多大热而作也。）徐灵胎曰∶天下卒死之人甚多，其故不一。内中可救者十之七八，不可救者仅十之二三。唯一时不得良医，故皆枉死耳。夫人内外无病，饮食行动如常，而忽然死者，其脏腑经络，本无受病之处，卒然感犯外邪，如恶风秽气，鬼邪毒厉等物，闭塞气道，一时不能转动，则大气阻绝，昏闷迷惑，久而不通，愈聚愈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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