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慎柔五书》曰∶损病六脉俱数，声哑口中生疮，昼夜发热无间。经云∶数则脾气虚。此真阴虚也，用四君加黄、山药、莲肉、白芍、五味子、麦冬，去头煎不服，服第二三煎，此养脾虚之法也。服十余日，发热退，口疮渐好。方用丸剂，如参苓白术散，亦去头煎，晒干为末，陈米锅焦，打糊为丸如绿豆大。每服三钱，或上午一钱，白滚汤下。盖煎去头煎，则燥气皆去，遂成甘淡之味，淡养胃气，微甘养脾阴。此师相授受之语，无轻忽焉。黄锦芳治一女，患虚劳症，脉虽数而不甚，是尚可治。
但饱不思饮食，痰涎甚多。索前医单视之，用白术、地黄，以补脾清火；广、半、附子，以除痰固虚。意颇周密，但病多水壅，白术之滞，地黄之湿，皆所不宜。改用香、砂、橘、半以疏其脾，饮食渐加。至三剂，微见阴火起，随用龟板、阿胶潜伏之味，而火渐息，食渐加，痰渐少。以后随病增减，总以疏脾滞为要，遂愈。此乃阳伤六七，阴伤二三，劳在将成未成之际，故尚可治。若再用白术、地黄，必不救矣。凡虚劳症，脾肺俱损者，即为难治。脾喜燥而恶湿，肺苦燥而喜润，饮食不进，宜用香、砂，则于肺燥不宜；
咳血吐血，宜用胶、地，则于脾湿不宜。惟燥热甚而能食不泻者，润肺当急，而补脾之药，亦不可缺也。倘虚极不食而泻多，虽咳嗽不宁，亦必以补脾为急，而滑润之品，不可轻投。盖脾有生肺之能，肺无补脾之力，故补脾之药，尤要于补肺也。至于脾肾俱伤者，尤难措手。方欲以甘寒补肾，而食少不化，又恐不利于脾；方欲以辛温快脾，而阴气耗竭，又恐愈损其水。两者并衡，而卒以健脾为急者，以脾上交于心，下交于肾也。要知，滋肾之中，扶以砂仁、沉香，壮脾之中，参以牛膝、菟丝、龟板，随时活法以治之，庶几有济。
葛可久曰∶劳症施治宜早，若至脾败不食，则万无一生。故治劳须于平时力救脾胃为佳。尤在泾曰∶风劳骨蒸，久而咳嗽吐血，脉来弦数者，柴胡梅连散主之。盖邪气久积于表里之间而不退，非可一汗而去者，故用柴胡之辛散，必兼乌梅之酸收。而久积之风，内蕴骨髓者，已变风之体而为热，则宜用黄连、前胡之苦寒以清之。然兵无向导，则不达贼境，药无引使，则不通病所。新病且然，况伏邪乎！故胆以合胆，髓以合骨，薤白之通阳，童便之通阴，而表里肌肤之邪，庶尽出欤。
罗氏秦艽鳖甲散，与柴胡梅连同意，亦治风劳骨蒸肌热之症。然减前胡之泄气，而加当归之和血，去黄连之苦寒，而用青蒿之辛凉，气味为较和矣。久病之人，未必不宜缓法也。阳虚者，气多陷而不举，故补中益气多用参、、术、草，甘温益气，而以升、柴辛平助以上升。阴虚者，气每上而不下，故六味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药。浓味体重者，补阴益精，而以茯苓、泽泻之甘淡，引之下降。气陷者多滞，陈皮之辛，所以和滞气。气浮者多热，丹皮之寒，所以清浮热。
六味之有苓、泽，犹补中之有升、柴也。补中之有陈皮，犹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参、、归、术、甘草，犹地黄、茱萸、山药也。法虽不同，而理可通也。归脾汤兼补心脾，而意专治脾。观其于甘温补养药中，加木香醒脾行气，可以见矣。龙眼、远志，虽曰补火，实以培土。盖欲使心火下通脾土，而脾益治，五脏受气以其所生也，故曰归脾。虚劳之人，气血枯耗，生气不荣，则内生寒冷，张鸡峰所谓冷劳是也。宜建中、复脉、八味肾气之属，甘温辛润，具生阳化阴之能者治之。
亦有邪气淹滞，经络瘀郁者，《元珠》所谓体虚之人，最易感于邪气，当先和解微利微下之，次则调之。医不知而遽行补剂，往往致使邪气不解。是故虚劳之治，固不必专以补阴降火为事也。罗氏论虚劳之症，都因邪伏血郁而得，不独阴亏一端。至晚寒热时减时增，其为阳陷入阴可知。滋肾生肝，最为合法，略加损益，不必更张也。熟地、白术、丹皮、茯苓、淮山药、柴胡、鳖甲、炙草。真阳气弱，不荣于筋则阴缩，不固于里则精出，不卫于表则汗泄，三者每相因而见。
其病在三阴之枢，非后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专服久服，当有验也。肺实于上，肾虚于下，脾困于中之候也。然而实不可攻，姑治其虚。虚不可燥，姑温其下。且肾为胃关，而火为土母，或有小补，未可知也。（《金匮》肾气丸。）裴兆期曰∶补虚之最切要者，在扶胃气，胃气强则饮食进，饮食进则气血生，补何如之。今之不善补者，概用归、地、参、术、甘草、黄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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