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无所不备，已应用不穷。后世方书，盈千累万，不能出其范围。学人能于仲景之方，精心探索，自然左右逢源，其他医书可看不可看也。多集方书，始于唐王焘《外台秘要》。其方往往不合时宜，如茯苓饮一方，可以古今通用者甚少，故曰可看不可看也。医书之不能无疑者，莫如扁鹊之《难经》。扁鹊，渤海郡人也，姓秦氏，字越人，所居地为卢，故又曰卢医。《史记》称其遇长桑君，授以禁方，饮上池水，视病尽见五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在晋视赵简子，在虢视虢太子，在齐视桓侯，皆一望而知。
在赵贵妇人为带下医，在周爱老人为耳目痹医，在秦爱小儿为小儿医。传记甚详，并未言有《难经》传世。至仲景先师作《伤寒论》，惟本《内经》，亦未尝用《难经》。谓为扁鹊之书，殊可疑也。且有可疑者，病机千变万化，而《难经》止八十一难，何能包括?且其一难至二十一难，皆言脉；二十二难至二十九难，论经络流注、奇经之行及病之吉凶；三十难至四十三难，言荣卫三焦脏腑肠胃；四十四、五难，言七冲门；四十六、七难，言老幼寤寐、气血盛衰，言人面耐寒见阴阳之走会；
四十八难至六十一难，言脉候病态，伤寒杂病之别，继以望闻问切而能事毕矣；六十二难至八十一难，皆言脏腑荣用针补泻之法。然则其有益于方脉者，止六十一难耳，何足以尽病情乎?且其论大率本乎《内经》，既有《内经》之详，何取《难经》之略?其中亦有与《内经》不合者，人将从《内经》乎?抑从《难经》乎?更可疑者，四十四难论七冲门，会厌为吸门，胃为贲门，太仓下口为幽门，大小肠会为阑门，下极为魄门，而先之以唇为飞门，齿为户门，此二门有何意味?
似乎凑数而已!三十五难以小肠为赤肠，大肠为白肠，胆为青肠，胃为黄肠，膀胱为黑肠，以五色为五肠，有非肠而以为肠者，似乎新奇，而实无用。扁鹊神医，似不应有此凑数之文与无用之论。考汉晋六朝以前，无称越人着《难经》者，至《隋唐书·经籍·艺文志》，始有《难经》，其真扁鹊之书耶?抑后人之假托耶?好在其书无几，一览无余。学人究以《内经》为主，《难经》则参看而节取之，亦无不可也。学医之道，神圣之书，不可不读，后世之书，不必多看。
唐许嗣宗医理甚精，而不肯着书，谓医者意也，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好着书者，虽有切当，不过窃神圣之经而敷衍，其别出心裁者，往往有偏僻之弊。如王叔和《脉经》，自以为仲景之徒矣，而后人之批驳者不少。至今人所推尊者，以金元间刘、张、朱、李为四大家。以刘为首，其《原病式》果有发挥，不可不看，然偏于用凉，不能辞也。张氏无书。朱则偏于养阴。李则偏于温补。东垣《脾胃论》，实有至理。其补中益气汤，实开千古不传之秘，应用无穷。
惟其论病，无论何症，皆附会为脾胃之故，人之五脏六腑，岂无自病其经者?且尽如其论，丹溪养阴之书可废，乃今人之阴亏者十有六七，补土克水，岂尽健脾所能治耶?且脾胃亦当有分，脾为阴土，宜于香燥，胃为阳土，宜于清通，其性不同，治当有别，浑而言之，殊欠明晰。然则四大家之书，尚难尽信，何况下此者乎!四大家书，惟河间鲜有传其道者，殆用凉太过，难于获效乎!刘完素医道虽高，未免有术，如自称尝梦二道士，饮似仙酒，醒时犹有酒味，从此医理精通。
此不过欲仿扁鹊遇长桑君故事，自炫以动人耳目。不然完素自病伤寒，八日不食，不能自治，反需张洁古救之，何仙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耶?足见行道而兼行术矣。洁古作药注，草稿始立，未及成书，言论往往见于《难经》，而其道则东垣传之。丹溪则有高弟戴元礼克传其道，明太祖服其药。称为仁义人也。其道不用新奇，病无不治，足见师传之有法。惟后人假其名，而着《证治要诀》，其书太简亦太浅，若辈只知假名获利，而不知反为名家之累也。东垣传徒甚多，王海藏、罗谦甫其尤着者也。
厥后薛立斋独宗之。薛氏着书最多，如《十六种》，如《薛氏医案》，大旨以温补脾胃为主。张景岳最重薛氏，其偏于温补所自来也。吾尝阅《薛氏医案》，其书不止盈尺，其症几于千万，一男子，一妇人，一小儿，一页可纪数症，言之不详，徒令阅者繁多难记。此真薛氏所诊者耶?抑薛氏悬拟者耶?自予见喻西昌《寓意草》，乃叹此真足称为医案，其议论详明透彻，真足益人神智。虽王肯堂《证治准绳》，论颇持正，医案不少，亦不能希冀喻氏。此予所以拜服西昌，而其他医案置之不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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