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年才冠，新婚，病伤寒中之温证，表热不追，里热已成，阳明之脉浮大而促，葛根芩连证也，热再盛则白虎证也，医执病在上焦，不犯中下之见，用卒凉轻剂，药不及病，越日更医，方且防其劫津，用滋润之玄参麦地，谓是养阴退阳，或又防其昏厥，用疡科之脑麝珠黄，谓是清官增液，药不中病，病不待也，未已大医来诊其脉，出语人曰，迟矣迟矣，脉无力，而重按全无，明日即防脱矣，尚作何等病观耶，病家习闻夹阴之说，病适留恋增重，适如所言，意本以虚为疑，乃大叹服。
参芪并进，手写熟地炭生地炭，口中则议投姜附，临行诵盲左之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而明日果然。”陆氏目击这种时弊，因奋笔著《续苏谈防其说》等文，对此痛加驳斥。按陆氏经验，伤寒温病，凡其热已潮，而又大烦大渴，昏沉谵妄，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或循衣摸床，撮空理线，或扬手掷足，恶闻人声，或口噤（齿介）齿，背反张，卧不着席，此时如不急用大承气下其燥屎，则阳实劫阴，滓枯液洇，热极生风，危在旦夕。
但由于当时医风，习用轻清，常杜撰阴虚恋邪之名，泛用清官开窍，养阴退阳之法，“置承气三方于不问，始则以豆豉豆卷之不足以发表者，耽搁三日。继以生地、石斛、麦冬、元参之滋腻留邪者，又三日。而后犀角，珠黄、至宝、紫雪之类，将未入心包之邪，一举而送入心包，迨心包洞开，燥屎仍在，阴之将竭，事不可为，终之以一服去五味之生脉散，或一服去姜桂之复脉汤。”章巨膺说陆氏这样“描写时医黔驴之技，皆系实录。”因章氏亦亲身经历了此种时弊，故与陆氏，虽不同时，但具同感，叶派药法末流之弊之久，于斯已见一斑。
陆氏认为：这种时弊出产生，是仲景之学不明于世所造成，故他一生以表彰仲景学说为己任，认为必须澄清当时歪曲仲景学说，说仲景偏于辛温，《伤寒论》只论狭义伤寒，古方不适治今病，学伤寒是学屠龙之技等种种蔑古诬圣的错误观点，认真发掘仲景治热病之经验，来匡正时弊，古为今用，以求变革医风，提高疗效，有所发展。陆氏之所以崇张(仲景)排叶(香岩)，正是出于不满当时之现状，如不顾这一明显的事实，将革新之要求，说成为复古之主张，这是值得商榷的。
推崇仲景，并不等于踏倒后世之一切，如果陆氏真认为汉以后的治法方药无一可取，他就不会再著《不谢方》了。我们现在也常说：将“(仲景)尊为医圣是当之无愧的”①，因为张仲景，李时珍等医家，对中国医学贡献极大，后人出于崇敬，有时就称他们为医圣，这并不就意味着主张复古蔑今，若对此抓住不放，加以抨击，这在学术论争中，有挑剔之嫌而并不具有说服力。潘蔚说；“治病之法，泥古者非，蔑古者尤非。
”内经伤寒之学，为中医之根本，知人必论世，当时有蔑古诬圣，忽视继承发扬之风气，又有人对仲景学说阳奉阴违，所以陆氏尊经崇古，表彰仲景，不违心随俗，敢抨击诸家，即偶有偏激之言，实亦不足以深责。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陆氏之排击叶吴，对掀起寒温之争，促使百家争鸣，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中国医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谢诵穆说：“逊清医坛，为叶香岩所宰据者，垂百年之久，一代英杰，皆不能自拔，迨元和陆九芝先生出，始起一绝大之变化，先生以犀利之文词，抒独得之精义，读其书者，无不为之神移色动。
”陆氏学说之影响后人者如此！陆氏对宰据当时医坛统治地位之叶派学说，敢于进行猛烈的抨击，这种精神，决非附和通论，弹唱老调，因循守旧，随俗沉浮，违言过失，不求进步者之比。孔蔼如说陆氏在当时医界中，有鹤立鸡群之气概。张山雷说陆氏独树一帜，颇能纠近世之恶习。恽铁樵说陆氏抨击叶吴，其心公而非私。如谓这都是伤寒派的褊袒之见，则近贤陈梦费老先生，彼专研医史，并不属于寒温之争中的任何一派，他亦谓九芝之痛诋香岩，盖因目睹叶氏学说轻描淡写，敷衍塞责之流弊，非仅以私人意气，攻讦先贤者。
足见评论持平者，竟不属少许。又《中医大辞典·医史文献分册》，对医史人物，“随其贡献大小，而有杰出医学家，著名医学家，医学家及医生之分”而天士、九芝，并列为清代之著名医学家，这样评价，较之叶派中人，常过分的捧高叶氏，过分的贬诋陆氏，就公允的多了。三、发挥运气，阐释内经这是陆氏之一大贡献，也值得一提。陆氏认为：“治病之法，不出内经，内经之治，不外六气，白天元正纪以下六篇，百病之治皆在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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