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为阳，营血属里、属阴；卫气多实，营血多虚（营分、血分病有实者，则每多阴液亏虚）。卫气营血虽然概括的是热化过程，但热病后期亦有伤阳的寒化过程，三焦辨证也是如此，脱离八纲无法说明疾病的性质。其次，他们的统一关系还表现在六经、卫气营血、三焦等辨证体系的互相联系上。如六经辨证，虽然以六经辨证为主导，但仍然涉及到卫气营血和三焦的内容。以“寒饮”为例，《伤寒论》认为与太阴、少阳两经发生病变有关，若具体地划分部位，则有在上焦的小青龙汤证，在中第三卷１９６焦的苓桂术甘汤证，在下焦的真武汤证。
以太阳病为例，则有病在卫表的桂枝、麻黄汤证，有病在气分的水蓄膀胱证，还有瘀热在里的热结血瘀证。再从阳明病的发展过程看，阳明热炽，本身就是气分病，如果到热甚扰动营血的阶段，则有气营两燔的营分见证，亦有斑疹发狂的血分见证。另在卫气营血的辨证纲领中，涉及六经的也不乏其例，如前人总结出风温由太阴而发，夏暑发自阳明等等。热病初期与太阳也有一定的联系，热毒进入气分无不与阳明、少阳有关，热病后期到伤津竭液的阶段，又无不伤及少阴、厥阴。
卫气营血与三焦之间也是彼此参合、互相为用的，例如热病进入气分阶段，其所包括的范围很广，单言“气分”二字难以表明具体病变部位，若再以三焦来划分界限，则更为清楚。如气热在上焦者以清气热为主，有栀子豉汤之例；在中焦者以大清气热或苦寒攻下为主，有白虎、承气汤之例；在下焦者有水热互结之猪苓汤证等。再从三焦看，如上焦热病，范围亦广，既有邪热犯肺的桑菊饮、银翘散证，又有气热烦扰的栀子豉汤证，还有逆传心包内陷心营的清营、清宫汤证等。
由此可见，六经、卫气营血、三焦是彼此联系，互相统一的几个辨证体系，所以临床上必须全面掌握，融会贯通，而不可偏执一隅。我们提出伤寒、温病即六经、卫气营血、三焦辨证存在有辩证统一之关系，但并非说伤寒、温病就需要统一，因为伤寒、温病毕竟是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是中医学术不断发展成熟的标志，在理论上似无强行揉合的必要。再则伤寒（狭义）与温病虽同属外感病，初起同有发热恶寒表证，然其病因性质截然不同，证候表现亦有差异，治疗方法判然有别，临床亦不可混淆。
如病因方面，温病是感受风热病邪引起，伤寒是风寒病邪外袭所致。病机方面，伤寒初起寒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演变较慢，而温病初起属热邪为病，表证短暂，传变迅速。另因寒为阴邪，故易伤阳气；而温为阳邪，则易伤阴液。证候表现上，温病初起发热重而恶寒轻，且多伴有口渴，苔虽白而舌边尖红，脉浮带数；伤寒初起虽亦发热恶寒，但多热轻寒重，且常兼有身痛无汗，脉象浮紧，舌苔白而舌质正常。治疗上，伤寒初起宜辛温发表，温病初起宜辛凉解表。
温病治法不仅初起与伤寒不同，邪热入里而用清心、凉营、养阴、熄风及辟秽解毒宣窍等大法，则更与伤寒治法大异。前面谈到温病学说的形成是中医学术发展的结果，其中原因，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伤寒学说与其他医学上的学说一样，在外感热病的理论范畴中并非完美无缺。例如伤寒的概念和范围不够明确，在《难经·五十八难》中所列举的“伤寒有五”，也不能概括所有的外感热病，而且如何严格划定“伤寒有五”，五种病证之区别也欠清楚。
从所论述病证的性质来说，伤寒学说的病因属性，尽管可以理解为其所说的寒邪是泛指一切外感热病的致病因素，但《伤寒论》毕竟是“详于寒而略于温”，对于风邪、暑邪以及其他温热之邪的致病特点，对于这类外邪化热化火的病理变化，对于这些病理变化所产生证候的辨析，以及相应治疗方药的应用方面亦显得不够全面和完整。后世医家在伤寒学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产生的温病学说，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正如清·吴瑭《温病条辨·凡例》所说：“是书虽为温病而设，实可羽翼伤寒也。
”既能“羽翼伤寒”，那么作为有别于伤寒学的温病学说，就应当保持他独自存在的地位，并按照其自身所具有的特色而不断发展。其发展的最终结果，丝毫不会影响到《伤寒论》作为辨治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及其他疾病专书所具有的实用价值，相反还会促进伤寒学说理论与临床研究更加深入的发展。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三卷１９７临证特色一、治重脏腑精于辨证临床辨治疾病，李氏最为重视脏腑。认为人体是以脏腑为核心的有机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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