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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
”(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40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
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
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
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
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
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用三十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前面那个重量问题同等的重要。数在传统中医里,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变。为什么呢?
因为阴阳是以象起用的。所以,《素问》专门立有一篇“阴阳应象大论”。这篇大论以“应象”为名,就是要从“象”上明阴阳的理,从“象”上现阴阳的用。当然,象数的问题不容易使人轻信。我们总会觉得三十颗大枣与二十五颗大枣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觉得有疑问。既然有疑问,那又何妨一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我们就用实践来检验它。大家可以找一些相应的病例,当然不要太重的,最好是调养阶段的心脏病。如果病例多,可以分作两组,一组是心阳虚,一组是心阴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