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的实测结果，东汉时期的一两应折合为现在的15.625克。一两合3克与一两合15.625克，这个差别太大了，直差五倍有余。像炙甘草汤中的生地黄用量为一斤，如果照一两3克算，只是48克，若按东汉铜权的实测结果，则应是250克。正好相当于现在的半斤。《伤寒论》成书于东汉末年，这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既然是东汉的著作，那这个用量理所当然地应该按东汉时的重量来折合。可是这一折合，问题就弄大了。生地黄可以用半斤，麻黄可以用93.75克（按大青龙汤麻黄用六两来折合），这就大大超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你按东汉的剂量治好一千个人没你的事，但只要有一个人出了问题，那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你就要变胡万林。为什么呢？因为药典不支持你，你没有法律依据。所以，柯老先生尽管知道《伤寒论》的剂量就应该是东汉时的那个剂量（这个“知道”不但有考古的依据，而且还有临床实际的依据。何以见得？因为炙甘草汤你按照现在一两3克的常规用量，这个房颤就是转不过来。而一旦你用回东汉时的剂量，生地用250克了，炙甘草汤还是这个炙甘草汤，剂量一变，火候不同，房颤很快就转复成正常的心律），可是，柯老先生还是要强调一句：“应以中国药典所规定的用量与中药学教科书所规定的常用量为依据。”（见柯雪帆主编的《伤寒论选读》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 年3月版）不强调这一句，出问题打官司，10个柯老也不济事。剂量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含糊了，那《伤寒论》的半壁江山就有可能会丢失。你的证辨得再准，你的方药用得再准，可是量没有用准，火候没有用准，这个疗效能不打折扣吗？而最后怪罪下来，还是中医不好，还是中医没疗效。对剂量的问题我是有很深体会的，记得1990年暑期，我的爱人赵琳怀孕40 天时，突发宫外孕破裂出血。当时由于诸多因素，我们选择了中医保守治疗。并立即将情况电话告知南宁的师父（即先师李阳波）。师父于电话中口述一方，并嘱立刻购用，即藏红花10克，水煎服。师言藏红花治疗内出血，诚天下第一药也。次日，师父亲临桂林。诊脉后，处方如下：白芍180克、淫羊藿30克、枳实15克，水煎服，每日一剂。经用上述两方，至第三日B超复查，不但出血停止，腹腔原有出血大部分吸收，且意外发现宫内还有一个胎儿。我与妻子不禁抚额庆幸，要是选择手术治疗，还会有我们今天的女儿吗？每思及此事，都免不了要增添几分对先师的思念及感激之情。先师所用第二方，药皆平平，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看来奥妙就在这个用量上。我们平常用白芍，也就10来克、20克，至多也不过30-50克。用到180克，真有些惊世骇俗。但是，不用这个量就解决不了问题。因此，用量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关系至大的问题，值得大家来认真地思考与研究，尤其应该由国家来组织攻关。个人来研究这个课题，充其量是你个人的看法，它不能作为法律依据。如果大家公认了，东汉的用量确实就是柯雪帆教授研究出的这个量，那我们就应该想一想，对于《伤寒论》的许多问题，对于中医的许多问题，是不是就要重新来认识和评价呢？
接下来我们看引起质变的第二个因素，即数变到质变。由数的变化而致质的变化，在上述这两个方剂中表现得尤其充分。我们看炙甘草汤，炙甘草汤上面已经敲定了，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什么数呢？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也就是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这个数用在炙甘草汤中，就正好与它的主治相符。另外一个方，就是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汤是厥阴篇的一张方，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这就与当归四逆汤的主治功用相应了。一个是“群阴相会”，一个是“群阳相会”，张仲景为什么不把它颠倒过来，炙甘草汤用二十五枚，当归四逆汤用三十枚呢？可见数是不容含糊的。数变，象也就变。象变了，阴阳变不变呢？当然要变！阴阳一变，全盘皆变。所以，数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与前面那个重量问题同等的重要。
数在传统中医里，它不是一个纯粹抽象的数，它是数中有象，象中有数，象数合一。数变则象变，象变则阴阳变。为什么呢？因为阴阳是以象起用的。所以，《素问》专门立有一篇“阴阳应象大论”。这篇大论以“应象”为名，就是要从“象”上明阴阳的理，从“象”上现阴阳的用。当然，象数的问题不容易使人轻信。我们总会觉得三十颗大枣与二十五颗大枣会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总觉得有疑问。既然有疑问，那又何妨一试呢？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我们就用实践来检验它。大家可以找一些相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