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并勿令人知，验后始可传人也。黄锦芳云∶杜仲、续断二味，举世用以安胎，而不知续断味苦，专入血分，活血消肿，故乳痈、结、肠风、痔、金疮、跌仆，一切血瘀之证，皆可用也，虽稍有涩性，行不至泄，然误施于气弱、气陷之妇，则顺流而下，奔迫莫御，而有排山倒海之势，岂区区涩味所能止其万一者乎？杜仲色紫而润，辛甘微温，性专入肝，补气强筋，筋强则骨亦健，凡肾虚、肾寒脚弱之病，用之最宜，若气陷、气弱之辈，断不可服，以其性最引气下行，而无上升坚固之意也。
夫胎坠本忌血行气陷，其服此二味亦有奏效者，以人身气血贵乎温通，胎坠之因不一，亦有因肾气不温，经血凝滞，而胞胎失荫者，得此二味，则气煦血濡，不滞不漏，而胎自安矣。止为下虚上实者设也。故胎坠而尺强寸弱者，动作少气者，表虚恶风汗时出者，心下悬饥得食则止者，一身之气尽欲下坠者，皆在禁例。奈作俑者既不分辨明晰，流传既久，遂以为安胎圣药，总缘医理不明，药性不晓，证候不知，见方号为神验，虽滑脱之妇，亦尔通用。
岂知杜仲、续断原或因于跌仆，或下寒挟瘀而胎动者之妙剂，苟不知审顾区别而妄用之，则不但不能安胎，反能催胎、坠胎，甚有殒其母命者，可不戒哉！愚按此二药余不甚用，而世人皆视为补益之品，得黄氏此论，自信管见之未昏。妇人临产，世俗每虑其饥寒，而不知饱暖以致难产。《治法汇》云∶如饥宜食稀粥，勿令过饱，宜稍饥为佳，以饥则气下，气下则速产。若食肉及多食，或啖腻滞之物，则碍于上焦，气不得下，故产难，虽产下而食滞中焦，则生寒热。
医者不察，乱投温补，多致危殆。隆冬浅屋，固宜遮蔽密实，添设火盆；若盛暑必择清凉之所，但须避风，切勿过暖，致生诸患。如无凉室，榻前可以新汲水盆贮映之。《明史》载光宗谅暗，郑贵妃进美女四人，上不豫，内医崔文升用大黄药，一日夜三四十起，头目眩晕，不能动履。杨涟疏劾之云∶有心之误耶？无心之误耶？有心则齑粉不足偿，无心则一误岂可再误！上宣涟入，目注久之。方从哲荐李可灼进红丸。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顷之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
复进一丸，明旦驾崩矣。从哲拟旨赏可灼银五十两，以王舜安疏改罚俸一年。于是言者蜂起，谓文升情罪不减张差，而可灼次之，并劾从哲。从哲疏辨，自请削夺，可灼遣戍，文升发遣南京。愚谓此胜国三大案之一，实千古之大疑案也。论者纷纷，迄未得其病情，以文人多不知医耳。吾友仁和徐君亚枝尝云∶李可灼进红丸于光宗也，先有奄人崔文升之用大黄，故尤悔庵拟明史乐府有“大黄一下法不治，红丸虽进补已迟”之句。其谓文升误下固然矣，而以红丸为补则非是。
盖光宗之病，阳明实而太阳未罢之证也。史载进红丸后，圣体暖润舒畅，则前此用大黄时，必恶寒无汗、周身拘急之证悉具。大黄下之，汤饮不受，明是误下成结胸之证。红丸者丸而色红，莫知所用何药。余意必是开太阳兼陷胸之品，所以进后暖润舒畅。史载“上不豫”于“进美女”之下，或太阳经府均病，配红铅为经府双解之剂，故其丸色红，则仍是下法，不是补法。嘉言所谓得其下之之力，非得其补之之力者也。至于明旦驾崩，或因小愈而复犯女色，宫围邃密，外廷莫知，不然岂有得暖润舒畅之转机，未尝变证而甫隔一夜遽然长逝乎？
因慨文人谈医，每多谬误，如《两般秋雨庵随笔》载咏甘草云∶“历事五朝长乐老，未曾独将汉留候”，皆未读医书之故也。愚谓虽读医书，而阅历未深者，尚有人为书囿之弊，故论病最非易事。江阴陈定九《留溪外传》载前明崇明蔡指方神于医，尝云医家心动气浮，志歧欲侈，讹审察之微，失参辨之宜，而用药舛谬，未有不杀人于顷刻者也。譬之良相治国，必举贤任能，因材器使，其心休休，其如有容，正己无私，然后鼎鼐和，阴阳燮，而天下治。如或心术匪端，志向偏趋，而用人失当，欲求竣其功业，终其令闻者鲜矣。
故曰为医如为相，用药若用人。医道微矣，非绝欲无私，通神于微妙之乡，穷理尽性，研几于幽明之极者，不足以传也。歙吴畹清太守，世精外科，以家传秘法刊行寿世，名《攒花知不足方》。业外科者，当奉为圭臬也。又刻徐、陈两家《易简方》四卷于苏州。其凡例首条云∶近来无论内外科，一病就诊，先求多衍时日，不肯使人速愈。在有力者虽不惜费，不知病久体乏，受害端由于此；至于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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