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源，决在微菌之外，决不能张冠李戴，捉生替死，使真真病源反得邋遥法外，肆虐以祸人。
吾中医认人身以内之微菌，犹人身以外之虮虱同属可厌可憎之物。其为可厌，其为可憎，其为有害于人，吾中医亦何尝否认?惟决不肯误认做万病之源，转移吾医者之目光，精神贯注，全注于菌，真真之病源，反致无暇顾及，而病源反得潜滋暗长，肆虐不已。事实之证明，胜于任何雄辩，吾之谓此，并非空言，吾盖有为而言也。民国二十四年四月三十日，乡先辈陈莲舫征君之孙橘璇假西藏路宁波同乡会，行结婚典礼，余以戚谊被邀往观礼，逮宴毕回寓，已十时有半，而老友朱大可、陈澹龠，同新友二人在诊室俟余，大可且携其少君小可。
澹龠为余介绍新友之一，系姚君名达，暨南、复旦两大学教授也。姚君为其夫人之疾求余设计，余问其状，姚君曰：余妻曾产五六胎，现又怀孕，已及六月，前因头痛就西医诊，西医认为肺病颇严重，非先打去其胎，不能治疗。余妻不愿。西医日；不肯打胎亦可，惟不能速愈耳。遂日日为之打针。余问咳嗽否?姚君日：无。余妻之头痛。虽经西医悉心治疗，丝毫未见功效，后来愈痛愈剧，手臂亦遭延及。斯时用爱克斯光照看，始知肺病并不严重。西医又言此手臂之痛，当是风病，于是改打风湿之针，亦未见效。近来则头痛更剧，甚至夜不能眠，项背皆强，西医言此症变成脑脊髓炎矣，非入医院不可。连延数西医，语皆相同。于是送入医院，院医言此症严重，已到不治地步，绝无办法，要余签字，生死凭诸天命之纸。姚君言时，语带江南方音，大可恐余不解，则为之翻译。
大可言，姚夫人乃当代女作家，设女子书店于霞飞路五百二十三号。该书店出品，大半是姚夫人作品。余大为感念，此病者为吾国女界杰出人才，定当竭吾之力，为之诊治。因告姚君：尊夫人既经众多西医细心诊治，认为无办法之不治之症，余何敢以未会诊治之症，认为决有把握?但是病人住院。所以求病之愈。今该院医既言绝无办法，则住院与不住院，效果相等。为君设计，当以赶快出院为先决问题。早一刻出院，即可早一刻设法。姚君要求先与一方药，余于是书一小方，药仅二昧，仍是鲜竹叶六钱，鲜生地二两也。姚君复问对于此症，究竟有无把握。余曰：“须诊过才能下断语。现在最要，就是出医院一事。”次日为五月一日，午后姚君电话来，言病者状况颇佳。余问昨药服否?回已服完。问何时出院?回须明日。二日余晨午晚三次电话于女子书店，问姚夫人已否回家?回仍住医院。爱莫能助也!三日午后，姚君来寓，余劈头就问夫人已出院否?姚言未曾出院。余日：然则病势当已减轻?姚言病者两目已昏不能视。余讶日：肝肾绝矣。姚言院医既无办法，又不许出院，日惟抽病人脊部之水。言次泪承睫，此时余惟有以语言宽慰之而已。
余对于此事。有疑问数个：偶患头痛，何以确知其是肺病?在吾中医，肺之脉不上头，头痛何能断为啼病?西医即不知脉，头与肺之距离当亦知之。此种诊断，余不能解，一也。
即使确是肺病。病在于肺，治肺可也，与胎何涉?胎居胞宫在下，肺居上焦在上。肺与胎风马牛不相关涉，何以必以打胎为先决问题?在吾中医治病，病不由胎，即使同处下焦，亦断无舍病打胎之理。此种诊断，余不能解。二也。人命至重，学识有限，吾中医遇到严重之病，自审不能解决者，必叫病家另请高明，不但口头嘱咐，并且书面写明，决不肯既无办法，又不放手，贻误病机也。贵西医之不放姚夫人出院，吾中医诚莫测高深，此种办法，余不能解，三也。敢请贵西医将以上理由，在报纸上逐一披露，企予望之。
姚名达问病记书后余草姚名达问病记才付刊，遇朱君其石。其石，大可弟也，与姚君亦相识。其石曰：“名达夫人已死医院中，君知否?”余日：“目昏不能视，肝肾两绝，余早决其必死。”其石曰：“姚夫人若早延中医诊治，当不至此。”余日：“中医虽未必尽愈诸病。然分经用药，标本兼顾，比较利多弊少。”其石日：“姚夫人死矣，遗雏呱呱，顿成失母之儿，姚君晚归，幼儿牵衣索母，此情此景，可悯可伤。”余日：“死者不可复生，追悔亦已无及。余愿姚夫人死后。姚夫人之友。姚君之友，常以姚夫人就诊之情形志之于心，刻之于骨，永远不忘。余愿世之人与姚夫人同病者，亦以姚夫人之就诊情况，时时忆及，引姚夫人为前车之鉴，俾一误不致再误。余犹恐姚夫人死，而后之继姚夫人而起者，为姚夫人第二，姚夫人第三，则后顾茫茫，殊可悲耳。”因于姚名达问病记后，复伸纸濡笔，作书后之篇。
枇杷膏市售枇杷膏，观报载广告文字，所述功效，宣传已不遗余力，真若可信。然此种枇杷膏，究竟是枇杷所煎熬，抑是枇杷叶所煎熬?在药性上，则枇杷之功用，与枇杷叶之功用，不大相同。国药铺之枇杷膏，是用枇杷叶煎熬而成，不是用枇杷煎熬而成。考枇杷，甘平润肺，涤热生津，多食即助湿生痰。枇杷叶味苦气平，隆冬不凋，盛夏不萎，禀激浊扬清之性，抱忘炎耐冷之姿。静而能宣，凡风温、温热、暑燥诸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