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多量饮服，很快见效。连服一个月，后未复发。以上这些生动事例不是偶然的一次两次，而且是可以重复的。如野菊花还可用于湿疹的感染化脓，煎汤作洗剂，往往一扫而光。蒲公英亦可治乳痈，车前草并能治泻痢等等，还有很多，不能多举。这更使我深深感到：中国医药学这一伟大宝库中，对人民有利的东西太多了。作为一个医生来说，不管经方、时方、单方、复方，内服、外用，只要效果可靠，就应该兼收并蓄，为人民保健服务。知己知彼取长补短我在三十岁以后，从乡下迁到双林镇开业，兼双林救济院医生，每周两次为贫苦病人施诊。
此时，常和双林教会医院的一位西医接触，并交了朋友。他喜欢中草药和单方、验方，要我给介绍。而我则感到实验室检查对恶性疟疾和伤寒等诊断的帮助很大，经常请他帮助化验标本，并向他学习。当时，中西医之间不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而且往往互相攻讦。我们在坦白交流中，认为各有其长处：西医的优点在于分析，中医的优点在于综合。事实上，理论的研究需要分析，而整体性的内科治疗，则需要综合，何况中医中药治疗的方法很多。
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论之完备，莫如西医；疗法之周到，莫若中医」。这也说明这一点。我对于中医的发展，那时即已有了一些考虑；是否采用中医中药的整体性治病，以西医分析的科学方法说理。因而粗率地先后写了《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和《近世妇科中药处方集》等。当时只是一个尝试，现在看来存在许多缺点，就是疏忽了方剂的辨证。
后来看到日本汉方医家大壕敬节、矢数道明、清水藤太郎、木村长久四人合着的《漠方诊瘵0突降》(中译本为《中医诊疗要览》，一九五三年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又一九六三年朝鲜译本名为《实际汉方诊疗》)，此书在日本，已几经修订增补，现改称为《漠方诊瘵医典》，其体例也以现代医学分类，如传染病，呼吸器病，循环器病，消化器病等，病名和病理说，而附以汉方处方。不过他们的处方，说明了该方之适应症，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深深感到应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
我早就想把〈近世内科国药处方集》加以修订，可是琐事繁剧，而年老体衰，力不从心，这条道路是否走得通，有待今后青年一辈的努力探索。(马永华整理)弥甘蔗境忆从前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教授刘树农【作者简介】刘树农(1895～)，江苏省淮安县人，从事中医事业六十余年。历任上海中医学院《金匮》、内科、各家学说教研组和中医文献资料研究窒主任等职，现任上海中医研究所顾问。我对中医事业很少贡献，实有愧于老。惟在学以致用的过程三事，爰略陈之。
启蒙与业师废科举后，在风气闭塞的小城市里，多不愿孩子们去上「洋学堂」，仍留在私塾里念书，我也是其中之一。我的塾师是个晚清廪生，颇知医，对《内经》等经典著作，有一定的研究。所以在教我读医书时，既讲文理，又讲医理，选择《素灵类纂约注》、《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和《本草从新》、《汤头歌诀》等书，要我熟读硬背。当时虽稍感重负，尔后却获益良多。七十余年前往事，历历如在目前。我十七岁离开私挚后，既在堂伯父小儿科小泉公和业师大方脉家应金台老夫子两处诊所，轮流进行临床实习。
尽管他们诊务很忙，对徒弟们却严格要求，并毫无保留地传授他们的宝贵经验。由于我有了一些理论知识，在他们耳提面命之下，接受尚比较容易。记得堂伯父曾教导我们：小儿为稚阴稚阳之体，一旦罹病，即应速战速决，不能以疲药误事。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如他对于当时流行的天花，在初期每重用透托和清解，并善于使用大黄，以撤在里之热毒。继则从事补益气血，分别兼温或兼清，重与托里排脓，治愈很多的险症。至于应老夫子则聪慧过人，学识渊博，尤精于湿温病的治疗。
他坚持「气化则湿邪自化」的原则，以《温病条辩》中的三仁汤为基本方，随症加减，既善于守，也善于变。记得他曾治一湿温病人，在服用三仁汤加减四五天之后，病势不但不减，胸痞反而加剧，但不拒按，且伴有不得卧、不知饥、不欲饮等症。苔厚腻浮灰而滑，脉沉细而数。他毅然改用瓜萎薤自桂枝汤加干姜、细辛，直通胸中之阳，而横扫阴霾。药下咽后，胸痞顿开，诸症递减，身热亦得周身汗出而解。老夫子辨证之准确，应变之敏捷，使我受到很好的教育，给我的印象亦最深。
失败与成功我开业后不久，两业师即相继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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