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神农本草经》等，并时常向当时的北京名医前辈如汪逢春、马佐良，袁鹤侪等请教，受其指点，亦获益不浅。对于学习经典著作，当时是一边阅读，一边背诵，直至背得滚瓜烂熟为止。《内经》的大部分条文，时隔二十多年我仍能完整不缺地背诵下来，这完全得益于那时练过死记硬背的基本功。学完了经典著作，家父又让我精读《本草纲目》、《本草经疏》、《本草备要》、《要药分剂》、《温热经纬》、《寿世保元》、《幼幼集成》、《婴童百问》、《食物本草》等书籍。
此外，他常说「临诊如临阵，用药如用兵」，又让我细读《孙子兵法·十三篇》等书。其目的是要我多读书，广泛地阅读其它医家的著作，尽量把前人的学术思想与临床经验继承下来。扎实的基础理论学习对于以后应付繁忙的临床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进入临床侍诊阶段，先父的处方用药使我一时难以理解与接受。中医自古以来用药即有经方与时方之分，如治外感热病，非辛温之麻黄、桂枝，必辛凉之桑菊、银翘，那种不懂得汤头开口动手便错的传统，已被中医界视为准则。
可是家父用的却是非「经」非「时」的独自刨制的六味小方，药也是一般医师所鲜用者，但患者仍门庭若市，拥挤非常。我家祖传之方药，不少来源于民间有效的方药。民间验方也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同疾病作斗争而取得的，它保存着许多劳动人民与医家在同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祖父「博采众方」，兼收并蓄，又不泥于常法而加以创新。我国历代医学家如孙思邈、李时珍、赵学敏、沈括等，都十分注意吸收民间传统的治疗经验，常以小方小药为患者解除痛苦，在他们的著作里记载了不少来自民间的实践经验。
这样，他们既接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经验，又丰富了自己的医疗实践，对于祖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我的行医过程中，有的同道说我有「离经叛道的趋势」。但看到祖传之医术，历经几代其势不衰，使我相信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的道理。倒如对于小儿常见的腹泻、痢疾，我常用温中固涩的肉蔻、丁香，赤石脂，实际这是宗医圣仲景之法则。在《伤寒论·少阴病》中，他曾多次地指出：下利不止，便脓血者，用桃花汤或赤石脂禹余粮汤。此处下利均因里寒而下焦不约，用赤石脂的甘温固涩止泻。
以肉蔻、丁香之辛温易干姜、禹余粮之辛热，加强了温中健脾之力，往往能获得较好的止泻效果。又如治小儿黄疸及胎黄，我一直应用乳香、茜草、山楂、紫草、青黛等凉血活血化瘀为主，清热为辅的方药，乍一看似乎不伦不类，但只要细致的琢磨，就知道它的理论根据也是来源于张仲景的观点。分析《伤寒论》中的发黄症，按其病因而分，大体可归纳为田类，即湿热发黄、火逆发黄、瘀血发黄、寒湿发黄。前三者它们都具有瘀热在里和邪热伤血的特点，都是热证、实证。
《金匮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有四处均以瘀热论及发黄，证明发黄与邪热伤血直接有关，并阐明了湿热闭郁脾胃气机，邪热郁结于血分，导致湿热发黄的道理。仲景在使用治黄的方药中均兼有活血散结的功能，他启发我们在黄疸，尤其在阳黄的治疗中，应用活血化瘀之法是有其理论根据的。这就是近人所谓「黄疸必伤血，治黄要活血」的论点。以同样的观点用于治疗小儿原因不明的肝脾肿大，也能取得好效果。自古以来即称小儿科为哑科，其痛苦不能自自，然脏腑之色，皆荣于面，有诸内必见诸外，故望之可知疾病之起始，决预后之吉凶。
至于闻、切二诊，虽在诊断上也很重要，但就儿科来说，均以望诊为主。先祖对患儿望诊时除望神志、体质、面色、精神，望二便，察舌苔、爪甲等外，还吸取了祖国医学中频于失传的宝贵经验望上颚的方法，能够从患儿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来判断疾患之寒热虚实，在临床中用以指导辨证论治和用药颇有得心应手之处。上颚望诊主要是观察患儿口腔上颚各部位颜色的变化，或是否有出血点、小凹点的出现。小儿患病后与疾病所相应的脏腑之上颚部位的颜色会起变化。
尤其有脾胃病的小儿，其上颚部位颜色变化尤为明显。在小儿腹泻时，我必观察其上颚颜色而决定用药。若其颚前、颚后均为粉红色，二臼齿处乳白，中柱淡黄或乳白，多属脾胃虚寒，治宜温补脾肾，固肠止泻，多能取得较好的效果。一九五四年，我参加了北京儿童医院中医科工作，党组织对我家祖传的临床经验予以极大的重视，不但派了学过中医的西医主治医师帮我总结经验，而且拨出三十二张床位专供我观察和研究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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