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空谈理论并非良医。对古人之论述,必须付诸实践才能深有体会。从实践中又敢于突破旧框框,方能推陈出新。诸如《内经》、《伤寒》、《金匮》、《本草》、《温病》以及历代名家著述,虽称圭臬,亦须从临床实践中深入体会。先生尝谓:绝不能拼凑症状以命证,亦不可拘执成方以治病。
先生认为气血为人身体物质基础,实属重要。因此提出:阴阳应为总纲,表、里、虚、实、寒、热,气、血为辨证八纲。这是先生对于中医基础理论八纲辨证的新发展。
又如治外感发热性病,先生认为:凡内有蕴热,方易招致外邪:若无内在因素,仅有外因则多不能伤人。表证不可只知发汗,切应注意清里。既应解表亦应清理,在解与清二字上仔细推敲,故创立七解三清(即解表药与清里药之比例为七比三,下同)、三解七清、五解五清等法,用之得当,效如桴鼓。先生擅长治脾胃病,曾拟治脾胃病十法,即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其意为:寒宜温,热宜清,虚宜补,实宜消,痛宜通,腑实宜泻,肠滑宜涩,呕逆宜降,嘈杂宜和,津枯宜生(具体用法详见《施今墨临床经验集》,人民卫生出版社)。
先生一生革新不息。如认为中药汤剂服用不便,并且浪费甚多,曾设置制药厂,提炼药物,用量小,服用方便。虽因用人不当,半途而废,但革新精神,可见一斑。又如三十年代尚无中医医院之设,先生创立中医医院,使用西医诊断仪器,采用中医辨证治疗。当时规模虽小,但此创新精神,实为可佩。
先生在办学方面亦主革新,不存中西医门户之见。大力提倡中西医学互相取长补短。一九三二年创办华北国医学院,课程设置以中医为主,兼设西医基础课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为止,培养出五百多名中医,现多已成为骨干力量。先生此举,可谓创中西医结合之先河。
先生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国民党统治时期,曾有废止中医之举。先生奔走南北,联合同道,在南京组织请愿,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引起人民之响应,迫使国民政府撤销废止中医一案。
解放后,先生亦多次上书,维护中医事业,虽屡遭某些人责难,甚至讥笑诽谤,而先生坚持拥护党的政策,从事中西医结合事业,不遗余力。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在京逝世。临终嘱其儿女、门婿等,必须将医案整理出书。他说:余虽身死,但我的医术留给后人,仍为人民服务。并嘱将遗体解剖,为医学研究做出最终贡献。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六日为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日,其子女,门婿及学生们在京举行纪念会,交流施氏学术经验,并将先生解放后所诊之有效病例,积累成册,定名《施今墨临床经验集》,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以资纪念。
从施今墨老师获得的学识和教诲
朱师墨·
施今墨老师医学渊博,经验丰富,融通中西,推陈出新,兼以热心挹菁拔萃,提携后学,为祖国医学的继承和发扬,做出了重要贡献。师墨虽蒙殷切诱导,侍诊学习有年,但由于天分有限,努力有亏,自稽所获,只是粗识途径,不敢说已登堂入室,妄称师传门人。
我跟施老师侍诊学习之始,施师即及时指出:经典著作是祖国医学之基本,是必修的功课。中医内科则概括妇、幼等诸病证治。故历来医家,其凡精于内科者无不兼工妇、幼等科。张仲景为内科证治专家之鼻祖,在《金匮要略》中则有妇人诸病脉证并治之作。孙思邈著录《千金要方》达六十卷之多,后来更著《千金翼方》以增充之,其内容对妇、幼等各科方治俱备,而尤备妇科。秦越人过秦为小儿医,过洛阳为耳目痹医,过赵则为带下医,可见中医内科概括之广,且为诸科之主。施老师认为;其有好逸恶劳者,怕下苦工,舍本求末。例如学习妇科,若只固守傅青主书不放,只习用生化、四物等数方不变,以统治妇人诸病,此乃借傅青主妇科之盛名,以自高身价而以专家自炫,欺世盗名,不足为训,非吾之徒也。
如上足见施老师对门人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他对治学态度的教诲是:必须锲而不舍,志坚金石;纵览群籍,精究专业;博采众长,不偏不倚。对于脉证并治严格要求切重实际,遵循真理,正确辨证,对证施冶,深中肯綮,突出重点,整体考虑,全面衡量。他对德才并重,主张必须广结师友,德才自尚,互相砥砺,真诚相见。(师墨附识;昔贤有言,多师为良师,良朋同师保。抗日战争期间,武汉沦陷,师墨迁沪开业,对《伤寒论》等经典著作有不够了解之处,常去请教陆渊雷先生,先生虽以友道客礼相待,而师墨则尊之若师。师墨对孟河费氏学术,深为服膺。其传人丁氏之《丁甘仁医案》,粗看似亦一般,深入细读,乃觉不同凡响。于是每日凌晨,即展卷究读,不敢或懈,视同良师传技,收到侍诊见习之效。故尝自订铭辞;亲炙施今墨,私淑丁甘仁。
施老师还经常告诫门人:戒主观,戒机械,戒玄幻,戒泛滥,戒故步自封,戒空论侈说。所以,施老师既反对厚古薄今,亦排斥非理性的标新立异。他又经常郑重地指出;病是活的,多数是复杂而多变的,而且机枢相通,顺逆相从,关系相应,矛盾相对,其间错综曲折,潜晦隐微,古今中外之上工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