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长沙迭遭轰炸，我另找了一个工作，离开母校，辗转于湘西、湘南等地。其时，传染性疾病，到处都有流行，我参照《时病论》、《温疫论》、《霍乱论》及《温热经纬》有关湿温、疫证的治法，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渐渐产生了自满情绪。认为我在学徒时，学了治疗伤寒的一套，在医校时又学了治疗温病的一套，牛刀小试，果然得心应手，于是飘瓢然放松了学习。一九四一年，我在湖南省地方干训团中医组担任传染病教学，因无教材，就自己动手写了一些讲稿，但是东拼西凑，自己的心得体会不多，所以没有付印。
其后湖南相继沦陷，疲于奔命，书籍衣物丢失殆尽，景况相当狼狈。总之，我在八年抗战期间，医学上进步很少。戒骄戒躁继续前进抗战胜利以后，回到长沙开业，初起诊务不好。当时长沙市的西医院很少，大部分常见病、多发病还是靠中医治疗。我在抗战期阐，因对这些病取得了初步经验，疗效较好，病人互为宣传，介绍来诊者渐渐增多。这些病人多属疑难重症，或久治不愈的慢性病，他医治之无效者，我亦不能愈之，这才使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学力不足，没有什么值得自满的。
于是每日利用诊余时间，或温旧课，或读新书。所谓新书，我是指何廉臣、恽铁樵、陆渊雷、张锡纯等所著的书及皇汉医学等，颇有新的启发。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与曹伯闻等组织长沙市中医药界罢诊罢市，向湖南伪省政府请愿，要求拨发救济物资，恢复湖南国医院，幸而有成。但为了此事，从筹建到开院，费时将近三年，荒废了不少业务，耽误了许多学习时间。坚守阵地稳扎稳打解放以后，于一九五0年，参加了由湖南省卫生厅举办的中医进修班。
但实际上教的是西医基础课，如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寄生虫学、传染病学、诊断学基础等。这些西医基本知识，对我后来参加中西医会诊，不无帮助。但在治疗上还是根据中医的理、法、方、药，进行辨证论治。一九五二年湖南国医院由人民政府接收，改为湖南省立中医院，我参加了工作。当时是我管病房及院外会诊，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经验，在兄弟医院会诊中，学习和建立了我院的病房制度。为了提高医疗质量，我利用晚上时间及节假日，将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参考有关医籍，进行了一些辨证分型工作。
即把某个病或症，分成几个类型，系之以理、法、方、药，这对我的学习也是一个大的促进。可是这项工作，自从调来中医学院以后，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主管教学兼顾医疗我是一九六0年调来中医学院的，当时还在筹建阶段，困难不少，但我信心很足，决心也太，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把这所学校办好。当年就招了本科班学生，直至一九六六年止，每年都招了新生。在教学安排上，坚持了中医课与西医课的比例为七比三。我除管教学工作外，每星期二、五还看点特约门诊。
由于接触传染性肝炎、肝硬化病人较多，从实践中初步体会到：急性黄疸型肝炎，起病较急，病邪方盛，应从阳明胃治；慢性黄疸型肝炎，多由急性迁延失治而来，应从太阴脾治无黄疸性肝炎，初起即呈慢性经过，应从厥阴肝治；肝硬化由于肝细胞变性，纤维组织增生，肝脏变硬，应从疏肝软坚、活血化瘀论治。一九六二年曾研制了一种疏肝理脾丸，其方即当归、柴胡、白芍、枳实，鳖甲、青皮、茅根、茜草、地龙、甘草、猪肝、鸡内金等昧组成，以治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疗效颇好。
与此同时，还写了《传染性肝炎的辨证治疗》一书，已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一九六三年，我因患肝炎，回湘乡故里疗养，渐有好转。鉴于全国中医统一教材中尚缺《金匮要略讲义》，乃着手编写《金匮要略浅述》一稿，于一九六四年十月才完成。原拟作为我院试用教材，嗣因湖北主编的《金匮要略讲义》先我出版，所以把它搁置下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接近书本。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的十一属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特将「金匮要略浅述》一稿，重新加以修改和补充，已由人民卫生出版社付梓。
现在我分工管科研，我的自选项目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再障的研究。一九八0年经过对二十九例再障的疗效观察，其中基本治愈十一例，缓解七例，进步四例，无效七例，有效率占76．7％，目前这个项目仍在继续进行。几点体会五十多年来，我所走过的学医道路，是艰苦的，曲折的。总起来有以下体会：(一)要学好中医，。必须打好两个基础。首先是古文基础，最低要求繁体字能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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