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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名老中医之路-第164页
和人民的重视。一九五一年，北京各界人民响应抗美援朝总会号召，纷纷订出拥军优属公约或计划。我主动提出愿意免费给患病的烈军属诊疗，受到政府登报表扬。在北京中医医院成立之前，我先后被聘请为北京市中医第二门诊部、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和平医院和北京医院的中医顾问，半日参加集体工作。在皮研所，我和西医同道商定共同搞湿疹、牛皮癣、神经性皮炎等三个病种的研究。西医同道提出：牛皮癣并无真菌，称其为癣，不太合适。我说；「中医有牛皮癣之名，指皮损坚如牛领之皮而言，并无【临床上大量脱屑之实，治法亦不相同。」我认为，牛皮癣与古代文献所记载「白疙」相吻合。「疙」字从其字形结构看，是病字头上加上一个匕首的匕字，如同匕首刺入皮肤，以示病程的缠绵日久。经中西医认真研讨，始知中医所谓牛皮癣实际上指西医的神经性皮炎，西医所指的牛皮癣也不是中医所称的六癣之列。后来，我们取得一致意见，认为命名银屑病较为贴切。这件事虽小，却使我回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在解放前，北京医院是德国人办的。有一次，一位病人的家属请我去医院诊病。但那时，这所医院规定不准中医进病房。因此，我只好与病人家属一起，作为探视病人的亲友进去，趁大夫，护士不在时，偷偷为病人诊脉，回来后再开方，病人也得偷偷敷药吃药。对比之下，不胜感慨。
一九五五年，经卫生部傅连障同志介绍我给朱德委员长看病，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周总理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亲切地和我握手，嘱咐我，给首长看病要：安全有效，中西医结合，积极谨慎，与病人商量。周总理温暖的手，像一股暖流，使我感到激动周总理的亲切指示，给了我勇往直前的力量。我觉得自己心明眼亮，力量倍增，从此以后，拐杖也就自然而然地扔到一边去了。
经验不带走
一九五六年，北京第一所中医医院建立，我是第一批参加医院工作的老中医。在党的中医政策感召下，我离开了苦心经营多年的医馆，投身到伟大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当时；我把自己开业时的部分药材、器械和备够五问房子的柁、木、檩、架全部捐献出来，略表自己挚诚之心。为此，政府还授予我二百元奖金。
参加医院工作后，使我有机会接受更多的教育和帮助，为更多的劳动人民解除病痛。我觉得自己心胸开阔了，视野宽广了，精力充沛了。新旧社会对比，真是天地之别，』是党和毛主席拯救了奄奄一息的中医药事业，给我们中医指出了光明大道。这时，尽管我的工作空前繁忙，但我越干劲头越足，越活越有奔头。
我知道，自己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都很差，对人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政治上的鼓励。我曾先后被选为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担任过北京中医医院副院长兼皮外科主任、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所长、北京第二医学院中医系教授等职务。尤使我难忘的是曾多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朱委员长、周总理。
我常想，我只是个普通的回族老中医，来自底层人民，我所知道的一点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也来源于实践，来源于人民，理应把自己学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献给人民。于是，我把保留多年的所有数据和手稿拿出来，把点滴心得体会说出来。例如，应用银花、生地烧成炭，清解血分的毒热，是我多年来摸索出来的治疗经验，用于临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俗话讲「外科不治癣，治癣便丢脸。」这句话固然反应了皮肤病难达速愈，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于皮肤病治疗办法不多。我想，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发于内。没有内乱，不得外患。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相关。因此，我和同志们一起，从疾病的整体观念出发，从治疗难度较大的皮外科疾患入手，开展了对红斑性狼疮、自赛氏病、慢性瘘管和溃疡的研究工作，初步取得进展。
在总结经验过程中，我们从一个个病种入手。凡是跟我学过的医生，都把自己保存的有效病例，以及我讲解过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集中起来，然后我再逐个分析当时的主导思想，把同类的经验归纳起来，找出它们的共性和每个病倒的特殊性。对于每味药，每个处方和每一段叙述，我们都认真研究修改，并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总结成功的经验，也总结失败的教训，使后学者少走弯路。一九七五年，大家帮助我把过去几十年的临床经验加以总结，出版了一率《赵炳南临床经验集》。全书约有三十万字，共收病种五十一个，病例一百三十七例，介绍了三种特殊疗法及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验方、常用方，较为系统地反映出我的实际经验，获全国科学大会奖。近年来，我年老体弱，身体欠安，难以胜任门诊的繁忙业务。我就采用录音方式，讲一点，录一点，然后根据录音材料整理成文。这是一种快速、准确、省力的方法，有利于经验的整理和传授。此外，我还在同志们的协助下，将有较好疗效的十个常见病整理成计算器语言，编好程序，输入电子计算器，备日后的临床、教学、科研应用。我认为，整理、继承工作，老中医责无旁贷，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把自己在实践中积累的知识全部拿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