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故食少肌瘦而肤枯。方用金匮肾气丸改作汤剂，再加人参、鹿角胶、覆盆子。十日之后，症状趋向缓和。通过以上事实，使我当年领悟舍从问题在临证治疗中之重要意义，更认识到正确掌握舍从，必须四诊结合，全面考察，得出重点。否则，孰真孰假，孰台孰从，无从着手。对症下药须善调配用药，必先通过辨证}立方，须灵活调配。所谓调配，就是指某种药物，其功用与病人之症状相符，而药物的性质却与病因相悖时，就必须加用其它药物以调配之。
例如麻黄能平喘，其性温，用于寒喘，当然很适当，再配以祛寒药或化痰药，刚效用更明显。如用于热喘，其功用是对症的，但麻黄之温性却与病因不相宜，如加用石膏、甘草以调配之，则麻黄虽属温性而仍可用于热喘。叉如大黄为苦寒通下药，用于热闭，当然很适合，如用于寒阻，就必须配以温热药。调配得当，既发挥了药物的主要作用，叉制约了它与病因不相适宜的性质。先叔父常教导我：「仲景制方之神妙，非同寻常，好多方剂寒热并用，攻补兼施，调配得非常确当，必须认真学习，仔细领会。
」诚然，如果不善于调配，治寒证一味寒性药不用，。治热证一味热性药不用，如此严格限制，表面看来，似乎运用辨证施治的原则未尝有错，但在利用某种药物的特长方面不免有不足之处。我记得初临床时，遇一湿温病人，牡热八、九日不退，口渴欲饮，胸中烦懊，脉象孺数，早已用过三仁汤等轻开淡渗之剂而无效，』因湿热俱重，拟重用芩、连、山栀，但鉴于患者舌苔黄腻而偏干燥，湿温中期，邪从热化，用芩、连恐犯古人苦燥伤津之戒。疑虑不决，请教于先兄，指导我用知母，花粉，芦根配合芩、连、山栀等药，可无苦燥伤滓之虑。
如法用之，果然热渐退，舌苔黄腻渐化，并未出现滓伤液涸之象。因知用药之调配，关系药物之间的协同作用和相互制约作用，在治疗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结语以上叙述，为过去学医中的一部分回忆，我的体会平凡，不值识者一粲。但自感上述问题，当年对启发学习的思路方面，起着一定作用，尤其在从书本开始结合临床这一阶段更为重要。将结业时，先叔父、先兄又相继告诫说：「学习是知识的源泉，将来即使业务繁忙!也决不能长期抛弃阅读。」自出师门，未忘教导。
多年来在业务上能免于陨越，追根求源，皆得力于师训。从师和交友厚积而薄发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董德懋[作者简介]董德懋(1912年～)，北京房山人。从事中医工作五十年，毕生致力予中医临床和杂志编辑工作，对于中医内科、儿科和针灸有较高的造诣。主要著作有《中医基础学》、《中药学》、《针灸经穴概要》、《针灸铜人图》、《中医对痢疾的治疗》等。
历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针灸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儿科学会常务理事、《中医杂志》名誉主编、《中华医学杂志》编委、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医药卫生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从良师取法乎上我出生在北京房山县曹章村。一九二六年在良乡县高小毕业后，由于家道贫寒，无力继续学业，由人介绍到一家商店学徒，以维持生计。因胞弟患病，贻误于庸医，不胜悲恸，遂立志从医。
我学医的启蒙老师是岳父赵廷元先生，他开始教我习诵《雷公药性赋》、《濒湖脉学》、《医学三字经》、《医宗金鉴》等书。当时年青好强，常发愤攻读，即更衣亦手不释卷。有一次到姑母家，犹不忘背书。姑母深为感动，资助我报考华北国医学院，开始自己真正的医学生涯。华北国医学院，为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施今墨先生于一九三一年刨建。学院除设立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西医基础和临床课程，学制四年。施老任院长，并亲自授课和带学生临床实习。
学院所聘教师有许多名家，如赵炳南、陈宜诚、姚季英、赵锡武、杨叔澄、于道济及西医专家姜泗长等，都曾先后在校执教。学院成立十余载，培养学生五、六百人，毕业后分布全国，而以京、津、冀、鲁、豫等地为多，其中不少人已成为目前中医界的骨干力量。我在该校第三届学习，毕业后又随施老学习内科。当时先后随师的同学有哈荔田、祝谁予、李介呜等。在这样优越的环境熏陶下，使自己的学业大有长进。从一九三六年我就在施老诊所襄理业务，并从事针灸临床，时达五载余。
在施老亲自教诲下，耳濡目染，心领神会。我当时学习的主要方法；清晨背书，白天随师诊病抄方，晚间整理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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