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但由于对六经传变之说,历代注家众说纷纭,见解不一,使我无所适从而尚难运用于临床。后遇一「气喘汗出,身有微热」的患儿,使我想起了《伤寒论》中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杏石甘汤」的条文,剧l予一剂,次日病情向愈。这使我悟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的真正含义,从而对伤寒方的应用也产生了一个飞跃,即不必拘泥于条文中的「一日、二日、七日」及「循经传、越经传」等虚设之词,只要从病证的实际出发,按原文的精神实质,即可灵活地予相应方剂治之。如症现「心中懊侬」(烦热壅于胸中窒塞不通)为主者,概宗栀子鼓汤加减。如呈「身大热,汗大出,口大渴,脉洪大」四大症状的,则用白虎汤治之,并牢记「无汗之禁」。凡遇「脉结代(脉律不齐,时有间歇)心动悸」的,就以「炙甘草汤主之」,等等。又如对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的应用,由于三方的组成药物实质相同,惟侧重面各异而已,因此我在临床运用时,抓住以下三条:干噫食臭显著者,用生姜泻心汤,下利较剧,完谷不化者,用甘草泻心汤,其余则概以半夏泻心汤为治。如此由博返约,执筒驭繁,临诊就能屡收良效。
当时,我虽以内科为主,但仍不忘针灸。这是受到了《伤寒论》「太阳病,头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针足阳明,使经不传则愈」以及「太阳病,初服桂枝沥,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等有关针灸的条文影响。《针灸大成》是我重点学习之书,对其中的各家歌赋,如」百症赋」,「标幽赋」、「金针赋」等尤注意熟读,使临证取穴有据。在自学钻研过程中,我深感「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但当时所处乡村,并无针灸同道,故每逢农村集市遇有扎针卖膏药的场合,我都要围着看个究竟,留心他们的针刺操作。记得有一次目睹针刺「睛明穴」,其深度竟达一寸以上,使我大为震惊。考古代文献记载仅针一、二分深度,在医校时,曾老师亦只针此深度。深达一寸以上者却从未见过。为此,我主动与他们结交。时间长了,在他们那里获得了许多朴实有用的知识,而这在文献上却是无法得到的。如对一些穴位,历代医籍虽记有「禁针」、「禁灸」,却互有出入,常使初学者无所适从。但在民间医者眼里看得很简单,如认为「背薄如纸」,故凡取用背部穴位须沿皮斜刺,不能直刺,又谓「避开筋脉,就是穴道」,筋脉系指肌腱血管等。虽然这些认识今天看来不足为奇,但当时对我的启发颇大,对睛明穴的针刺,至今我仍一直掌握这个深度。
勇于探索
一九四七年夏,我离开了故乡诸壁,迁杭州开业。开始的两年,由于在家乡行医时以内科著称,而杭城离诸暨并不遥远,同乡较多,故就诊者仍以内科为多。至一九四九年杭州解放,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和推广针灸疗法,使我消除了专攻针灸会被人视作江湖郎中的顾虑,同时登门求针者亦日益增多,于是我将全部精力倾注到我一直热衷的针灸学科上。当时我的诊所设在杭州最有名望的「广济医院」(现浙江医太附属二院)对面,可谓是「饭店门口摆粥摊」,凡经该医院治疗未能获效或不愿手术治疗的患者,常会抱着一线希望来我处试行针灸治疗。那是业务渐趋繁忙的时期,也是我在理论联系实践中努力探索,增进知识的时期。在针灸医疗实践的反复磨砺中,一些原建议手术摘除的甲状腺腺瘤患者,经针治后腺瘤缩小获愈,一些医院难奏速效的腰腿扭伤患者,经针灸治疗后常能奏「抬进来,走出去」之效。于是病人与日猛增,户限为穿,病种也日趋扩大。
随着针灸业务的开展,省、市卫生厅、局及医院相继聘我为「省立杭州疗养院」、「中心门诊部」、「浙江医院」、「省立杭州医院」等单位的特约(针灸)医师,还经常邀我会诊。这样我接触的病种就更多了,针灸的治疗范围也扩大到了内科各个系统的疾病。在几。』年的摸索过程中,虽然走过不少弯路,有过失败,但从中也汲取了不少收获,现将自己的体会,择其要者述之,或对后学有所裨益。
(一)熟读歌赋,继承前人经验按症取穴,这是针灸疗法的特点,也是古今针灸家的一贯传统。如「肚腹三里留」。凡肠胃道疾病,如腹痛、腹胀、肠鸣、泄泻等等,都可取用三里穴治疗。这里就涉及到熟读背诵针灸歌赋的基本功问题。各种歌赋,多是前人临床经验的总结,便于记忆,其文流畅,朗朗上口,结构清晰,言筒意肱。如「四总穴」即是筒单易诵的四旬歌诀,其中「面口合谷收」一语,就说明合谷穴常用治疗口腔、颜面部的疾病。即针刺合谷不但常用止牙痛,且对口腔和颜面部的炎性疾患,也有显著效果。故我在治疗面瘫早期伴神经炎症患者时,每加针合谷而收良效。曾有一例齿龈出血患者,长期服用维生素c、K等无效,经我针刺合谷十次后,霍然而愈。此外,曾遇一倒血吸虫繁衍地区的农民,肝肿大至脐旁,一日突然剧痛,延我针治。当时我还是首次见到这种肝脏剧痛病人,遂按《通玄指要赋》中「胁下肋痛者,刺阳陵而即止」和《标幽赋》中「胸满腹痛针内关」等记载,选取右侧阳陵泉与内关穴,进针得气后,痛即缓解,留针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