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主任、广州中医学院教师、教研组主任、教务处副处长等职。现任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理论整理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医史学会委员、广东省第四届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广州分会副理事长、中华医学会广东分会副秘书长、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教授。从事中医工作四十余年，有较深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长于心血管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对中国医学史与各家学说亦有研究。先后参加主编和编写的主要著作有《中医诊断学》、《中医简明教程》、《中医学新缡》、《新编中医学概要》、《简明中医辞典》、《中医辞典》、《学说探讨与临证》。其中某些著述被译为日文在日本出版。
我生于中医家庭，先父名梦觉，毕生业医。自幼目睹中医药能为人们解除疾苦，乃有志于医学，及长就读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习五年，为中医学打下了基础。毕业时(1937年)正是中医备受压迫摧残之秋，国民党勒令我校改名为「中医学社」。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医出路何在?当时有人提出「中医科学化」的口号，乃为我们所接受。提出这一口号的是广东谭次仲先生，上海恽铁樵与陆渊雷先生等，并正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些前辈的著作，对我的思想有过一定的影响。
中医科学化，如何化法?限于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这些老前辈在学术研究上没有新的突破，只能说是唐容川等「中西汇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在中医学术界提出了新的问题，以图找寻出路。三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体会到中医不能停滞不前，但要发扬中医，不是少数人所能做得到的。有了目标，还要有方法，要大众一心，同心协力才能成功。在旧社会，纵使想得高，想得远，但b口问题，却往往占诸首位，要实现理想诚非易事。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当时的前辈学者实在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就更不用说我们年青一辈了。2
正值思想傍徨之际，又逢日本侵华铁蹄蹂躏，先避大轰炸于乡，继而避难于香港。国家存亡成了思想上的重担。在救亡运动、进步文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列主义和毛泽东同志著作，啃了一点唯物辩证法。虽然学得既困难又肤浅，但深深觉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我学习、钻研中医学有很大的帮助。同时发现中医学中有不少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从而增强了为中医学而献身的信心与决心。
先父在学术上，对「伤寒」，「温病」两派无所偏执。他几十岁了，经常背诵《内经》作为一种乐趣。由于广东地处南方，湿热为病最多，所以在临证上，使用温病派的方药较多。他对吴鞠通、王盂英及唐容川的著作相当重视，同代人中比较敬崇张锡纯先生。因此我对这些著作也较为重视。他主张我多跟师临证，因此我在读医专时自找实习门路，前后跟随了几位不同派别，各种专长的老前辈实习。虽然那时所谓的实习，只是站在老师座后的「侍诊」，还比不上今天的见习，但应该说仍然是颇有收获的。见老师用过的方药，自己就敢用，做到心中有数。如亲见家父使用仲景治产后腹痛的枳实芍药散，治愈一例需注射吗啡才能止痛几个小时，药力过后又复剧痛的产妇，才体会到这个既简单而又不属于止痛之剂的药散，却有惊人的效果。有些经验是老师们自己摸索出来的，如陈月樵先生治小儿好用「夜游虫」(即蟑螂)，其祛痰熄风之功甚妙。通过学习、跟师、临证，深深体会到中医这个伟大宝库有三大构成部分；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典籍；二是在中医尤其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与丰富经验；三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的秘方验方。
自己临证实践后，虽然日积月累，有些收获。但对我来说，学术钻研的真正开始，是在解放以后。解放后我较早从事中医教育工作，对交给我的教学任务从不推托、选择，故先后任教的科目有好几科。教学相长。正如前人所比喻的；「你给学生一壶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长时间的教学，迫使自己不断学习，不断吸取营养，在理论上日渐有些收获，从而在前人的基础上，能提出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见解。如伤寒派与温病派之争已二、三百年，当我在中医进修学校教「温病之研究」时，翻阅了不少文献，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这些文献，初步认为；两派的论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温病学派实在是伤寒学派的继续发展，两者的理论与经验都是宝贵的，不应继续互相排斥。这一浅见曾得到一些同志的认可。
理论上有所收益，对于自己来说只是得到一半，更重要的另一半是实践。指导不了实践的理论、实践证明不了的理论，是空头理论，或只是「设想」而已。虽然自己几十年来，从未中断过临证治病，但真正给自己以较大锻炼的是一九六0年，我和几位教师与一九五九届高研班几十位学员到解放军一五七医院协作搞「脾胃学说研究」之时，那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在那里有机会参与危重症的抢救工作。该院谢旺政委十分支持中医药的治疗，决定病人开不开刀，往往要征求中医的意见，并尊重中医的意见。这使我们有机会，和该院的医护同志一起，为了坚持中医为主的治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