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之后，复因风寒外袭，多言多怒，形劳房劳，梳洗沐浴，饮食不节等等，皆可致之；在幼儿可考虑风寒侵袭，饮食损伤，正衰不胜余热。以该幼儿论，麻疹齐后，病当向愈。然元气受损，气血未复，余热未尽，正不胜邪，重复发热，死灰复燃。故此，有昏愦喘促，病势危急之象。此乃虚热郁火，从内发也。其子又问先师：习俗用枳实，皆以钱计量，而此则独以枚计何也?师答曰：凡物用枚者，取其气之全也，气全则力足矣。今病既重，正气已衰，量重则正气不支，量小则邪气不破，今用气全之物，而力可倍，结可开矣。
民国初年，先师在巴县虎溪乡开业。一日深夜，农民陈某来延先师为其内人诊治温热病。谓病逾旬日，咽中痛。再至陈家，已闻哭声。陈某谓：请先生从后门进，免见死者，谓为送终也。先师答曰：危而不救，何以医为?乃径直入患者门。病人已穿殓服，停榻上，脚灯点明。师手执烛细察，见其面色未大变，虽寸口人迎无脉可寻，但跌阳脉微。扪其胸尚温，微有搏动。详询病因后，先师思之：半夏辛温，可和胃气而通阴阳，有开窍之妙，气逆能下，郁结能开。其时夜深，又系乡间，距场镇药肆甚远。忆及《伤寒论》苦酒汤或可救之。时当夏末秋初，执火把荷锄而出，得半夏二枚，先师嘱按古法，用大者一枚，洗净，切十四块薄片，鸡蛋一枚去黄，加米醋少许，混匀，微火上煮三沸去渣，汤成撬齿徐徐灌之。如食顷，病人目微动，继而有声，又少顷，竞能言语。守候达旦，竟起。后服安宫牛黄丸，迭进汤药调理月余而安。先帅妙手回生，一时响于乡里。先师不仅是著名的经方学家，在针灸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其用子午针法，能极《灵枢》补泻迎随之妙。自一九五五年冬赴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于毛泽东主席，神针之誉，驰于国中。他用针本子午流注、灵龟八法的理论，结合每一病人的不同脉象、体质、病情轻重，按时开穴进针，同时辨证用针，采取不同的针刺深度和手法，故不少危笃病患，得针而愈。
抗战初，日寇于五三、五四空袭重庆，市民纷纷退避山洞内。是年病疟者特多，服奎宁、疟涤平等无效，来国医药馆求治。先师分析道：此是洞中受寒，夏暑而汗不出，故病疟。他分别采用烧山火、透天凉之手法，按子午流注理论开时取穴，治愈疟病，不知凡几，深得贫苦市民赞颂。先师用针，活人以万千计，然勤于立德，疏于立言，在《子午流注说难》中，仅举了癫证、风中少阴重证、急惊风、鹤膝风、历节风、气郁结胸热痛等案。虽仅数案，亦可见其用针之神妙矣。
先师常叹：古之注《灵枢》，如史崧，马莳、张志聪、汪庵、黄元御等，文非不善也，理非不娴也。惜均不长于针刺灸芮（火旁）。认为针灸之道，登堂入室，非尽解《灵枢》则无以成就，并认为只谈理论，而不实际操作亦无以成就。故理论联系实际，数十年如一日地亲自操作，从不间暇。垂暮之年操作不便，也要亲自诊示，一一指点，待病人获效，心乃得安。同时，他还针对针灸中只针不药的风气说；针法亦非万全之策，当针则针，当灸则灸，为巩固疗效，还须服用中
药以补针、灸之不足。
培桃育李鞠躬尽瘁
为使祖国医药学昌明万代，造福人类，先师将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医药教育事业。
一九二九年，为与余云岫之流抗争，先师约集渝州同道三十六人，筹资九千元，于桂花街成立了重庆市国医药馆，亲任馆长职。该馆设各种门诊处、送诊处，并于楼上设住院部收治危重病员；晚上则约请医生会诊，讨论医疗方案，切磋技艺。使过去自守门户之见的医界贤达，济济一堂，开互相交流学术风气之先。继又创办国医传习所。先师任所长，邱明扬(成都中医学院教师，已逝)任主任教师。设《内经》、《难经》、《金匮要略》、《伤寒论》、《神农本草经》、《妇科学》、《国医诊断学》等课程，抗战前即毕业了男生部、女生部各一班。
抗战期间，重庆被炸，传习所迁至郊区山洞，先师又积极筹建重庆中医院，巴县国医学校。当中医院奠基时，先师挥毫题诗作贺：
中医院奠基(庚辰正月半)
太平旧岁新花朝，父子西山插秀苗。试看他年垂茂日，葡萄累累绿荫娇。
为办学校、医院，先师历尽艰辛，方筹得资金四万元之谱，建成大小楼房三座。环境适中，地势宽敞光线充足，尤为壮观。殊知学校仅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海军部和银行巧取豪夺，强行征用。未毕业的学生只好迁至西山苗圃周宅上课。两年后，因伪政府的重重压迫而停办。先师怀着无限愤慨之情作诗记其事略：
卖母校(一九四二年壬午中秋丙夜)
抱璞陵阳类我痴，劳劳东逐又西驰。
抛将城郭远空袭，留得C基待好时。
一室高明群鬼瞰，寸心暗淡几人知。
三年两卖母医校，何日长桑饮上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不让人民休养生息，挑起内战，致使山城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当此之时，师欲再办学校，已非易事。乃招小